加拿大学者: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帝国能够幸存吗?
来源:环球视野 2018/07/06 10:35:56 作者:埃斯特万·梅卡坦特 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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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利奥·帕尼奇是加拿大团体“社会主义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他认为在21世纪“左派必须开始一个持续的组织重新发展、实验和斗争的进程”。我们利用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访问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了解他对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美国第一”时代美国的地缘政治角色的前景的看法。

利奥·帕尼奇是加拿大团体“社会主义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他认为在21世纪“左派必须开始一个持续的组织重新发展、实验和斗争的进程”。在该团体出版的《社会主义记录》杂志上通常撰写关于现实的关键问题:民主、工人阶级和它需要的政治组织、21世纪资本主义的金融等。

2012年他和萨姆·金丁出版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建设。美国帝国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他从根本上认为是决定性特点的东西,即在美国建立一个“非正规的帝国”的方式。他认为这奠定了在“集体管理”全球的资本主义方面(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指挥下)所有的国家都卷入自己的利益,以持久的方式远离任何与其他大国竞争的前景。

在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和帕尼奇谈到美国国家的角色这个特点有问题的方面,这是我们继续进行的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理论一系列制作部分的一种对比,由帕尼奇和金丁做出简短的回答。

我们利用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访问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了解他对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美国第一”时代美国的地缘政治角色的前景的看法。

从21世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问题说起,采访扩大到革命的战略、20世纪头几十年工人阶级革命干预的教训和现状、从那时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提出的理论。

问:开始我想问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你观察和确定的美国帝国的作用和能力有什么变化。特朗普靠“美国第一”的口号当上总统,他要求对全球一体化的规则的担保作用有一个重要的转向。这有多大的变化?

帕尼奇:这确实是危机中的帝国的一种反映,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非法的一种反映。不幸产生了一种右派的反应,结果有诱惑力,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破产,旧的共产党的停滞和工会主义的失败。这些力量在所有的方面吸引了很多劳动者。

在美国的情况下,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不是为了让桑德斯赢得民主党的提名—是为了让他当选。这不是他得到了劳动者的多数选票,但是确实在历来给民主党人投票的地方他赢得了足够数量的选票。从“新政”开始,在旧工业的中西部劳动者的社区确保他当选总统。特朗普做到这一点的基础是与法律的帝国类型和建制派推动的监督,通过美国国家全球资本主义建设的自由的全球一体化完全相反的说辞。

拒绝美国这类非正规帝国的角色,与被这个阶层接受的陈旧类型的帝国主义政策相对立,这在国内过去总是存在的事情,可以在官僚机构的阶层中,特别是在国会的右翼阶层中看到。这可以追溯到40年代末期,当时世界第一个贸易组织被打败,尽管这是建制派寻求强加的某种事情。存在着反对美国国家在阻止很久以来的全球危机中发挥作用。这就是特朗普在这类反对中所反映的事情。

必须要问的是,在这届政府统治下国库或甚至联邦储备的效率更低,它有能力发挥阻止一次危机同样的作用吗?如果危机发生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家吸引其他国家走向以新自由主义类型的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是很成功的,当特朗普采取他的立场时,其他国家使自由贸易生效,对资本的流动解除调控。20国集团的部长们对美国财政部长说必须保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2008年正是美国领头面对全球危机确保协调。

于是,必须要看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这届美国政府想做的是转移某种责任的负担和不利之处到美国以外。美国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程度如此之高,很难相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解体上走得很远。但是不可能提前知道。显然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一个危险的时刻。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危机,我们希望这种挑战来自左派而不是来自右派。

问:你已经指出了风险,以便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能够发挥曾经有过的阻止危机的作用,由于还原在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时期采取的调控措施,某些风险将会加剧。不可能产生一种地缘政治脱位的高风险局面吗?如同因为莱曼兄弟公司避免的脱位,因为不存在一种协调,比如当时从美国推动的协调。

帕尼奇:这是一种可能性。从全球资本的观点来说,这类机能障碍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另一场金融的火焰。2001年在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由于在全世界取消了对资本的控制而引起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全球的南方发生的危机。从80年代以来到阿根廷共发生了70次金融危机。除了2007/2008年在美国的大危机,从那时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其他类似的危机。这些危机历来是危险的,因为由于它们对华尔街的银行所代表的风险可能使整个制度解体。

我认为在今后几年不大可能发生这类危机。我相信你说的在危机以后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解除调控是有道理的,这是危险的。这是一种引入从某个方面预防危机的意图,而不是阻止一场危机的爆发。从2008年以后引入了比如直接监督大型银行机构的机制,国家的代表出现在这些银行机构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

在美国国家内部存在一个危险。但是事实是没有被看成是像阿根廷危机那样的危机,我认为这意味着不存在那么多担心的理由。

问:由于特朗普当政,美国表明在重要的方面是一个更不可信的伙伴。比如美国退出了巴黎协议,或最近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加快其他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努力,这如同你所定义的,这将变成加速“美国帝国”的终结的扳机?

帕尼奇: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承诺试图保持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继续让美国难以操纵全球的资本主义的话,其他的国家可能寻求这样做。但是这与回到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期。我认为似乎还没有正在引导资本主义国际化停滞的阶级的力量,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世纪存在的破坏全球秩序的战争之间的阶段的发展中发生的那种情况,尽管我们看到在印度、欧洲和美国排外在上升。这可能反映出统治阶级、大公司和国家本身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被改变的程度。

我们经历的是一种混乱的和没有理性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混乱中正在引入的方式。

问: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无产阶级和贫困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某些详细叙述的区别,好像是一个不同的主体。在这种区别中你认为有什么问题或危险?

帕尼奇: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今天无产阶级所处的贫困状态。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历来是贫乏的,直到他们组织起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最近35年来主要的工会组织遭到失败的结果。当然也要看到工会的官僚化导致它们的失败。这与全球化一起在所有的方面包括最富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产生了这种贫乏的条件。

企图将贫乏的人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提出来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种很危险的方式。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说,会导致将那些劳动者的阶层当作敌人,他们保留着社会保险、某种法律的保护和集体谈判的能力。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这种区别有很大的范围。

当然这是一个贫乏和分裂的大问题,因为很难看到工人阶级如何再次变成一支有社会权力的力量。很难组织起这些人,他们没有以一种日常联结的方式在一起。如何形成社会的和文化的联系呢?

我们的挑战一部分是面对这种情况如何采取行动。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不会仅是在一个起义的时刻到来。在十月革命100年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也不会通过一个逐渐的容易的过程而发生,如同社会民主党人曾经相信的那样。我们陷入了一个将社会主义带回到21世纪的议程的意图。但是在21世纪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说不仅是计划、政策和思想……但是不存在社会的力量。这种匮乏是很重要的,劳动者们争取到合法的安排,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很难想象不夺取国家能够改变世界,如同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理解的那样。不论是你通过起义的道路去实现,或通过选举的道路去实现。我多次说过,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从抗议到政治的转向。也许这也是由于左派和劳动者阵线的发展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阿根廷“纠察队”是一道风景,工会运动将重新走向政治。

问:你在文章中指出政党问题的回归。我的问题是这个政党应当依靠什么样的战略基础?因为你指出社会民主党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相结合,这如何成为它的渐近主义的渴望的一部分。我认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希腊的左翼激进联盟,它的整套计划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改良主义,坚持同样的方向。现在你确定通过起义的道路夺取权力的前景“不合时代潮流”。我认为存在一种第三国际在它最初的几次大会上留下的战略教训的见识,不仅是俄国革命,而且是德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辩论,工人的政府,等。我认为许多问题提前了,以后将在东方和西方的革命中结束,如同托洛茨基后来提出的那样,对于现在总结出许多非常突出的战略的方面。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帕尼奇:我不是很有把握。我认为从卷入的阶级形成的意义上说,它的条件和构成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是相当不同的。为了在21世纪的创造,我们必须找到比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走得更远的形式。

我这一代人没有发生别的事情。早在60年代我们已经很清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作为社会变革的代理人已经达到它们的局限。我们甚至不必期待布莱尔主义,第三条道路或苏联的停滞。我们清楚,但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像我这样不是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能实现建立新的可行的群众性政党。重大的例外是巴西的工党和有争议的与南非总工会(其性质是中央工会)的三角联盟,结果两者都失败了。在7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是有活力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共产党更加列宁主义。它的孤立是不适当地采取布尔什维克模式的产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所采取的方式与现在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比如售货员运动,这个战斗的少数产生于在那个时期统治工业的形式。今天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工人阶级。

问:我指出这个战略的见识是因为我认为它有助于讨论对于现在的教训。关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你指出它上台时的矛盾,它加速“社会民主化”。但是可以说当时放弃了一次中心的战斗,以便发展一支军事力量。在希腊发生32次总罢工期间工人阶级卷入,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这在希腊绝不是任何不理智的事情,在这些进程的热度中可能出现一个这样的政党,但是左翼激进联盟的战略从来没有指向这一点。

帕尼奇:我觉得问题是左翼激进联盟的一部分,但是不仅如此。甚至在左翼激进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和获胜之前,当时已经看到对“我们是否与欧洲破裂”的问题的对抗,它决定不这样做。该联盟的问题是它的领导和大多数成员绝对的承诺,包括那些当时就放弃欧洲计划的人。

但是另外的问题是共产党的“少数人”,希腊5%的居民在希腊共产党内,是世界上重建最少的政党之一。这个党汇合了最有战斗力的工会激进主义。左翼激进联盟不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劳动者阶级的政党。更多地插手“新的劳动者阶级”,或者说新的中产阶级:教师、公共职员、无产阶级化的学者等。

原来的共产党的基层与任何“民众的阵线”保持较远的距离,当时齐普拉斯表示将与任何人组成政府以便刹住紧缩。他希望与共产党人组建一个政府,他本人来自这个党。这个党事实上的拒绝有助于左翼激进联盟占有优势。这样,能够在左派中形成一个民众阵线的概念是错误的。

问:我不说民众阵线,而是说统一战线的战术,在总罢工当中为了共同的干预进行斗争,正是为了争夺这个基础,保留旧的共产主义的工会官僚,成为在一个革命政党在这场斗争的热度中的紧急情况。这已经不是齐普拉斯或左翼激进联盟的领导头脑中的事情。

帕尼奇:是的。左翼激进联盟深深扎根在具有激进主义的团结的网络,令人印象深刻。它的议员为斗争和其他人广泛捐款。确实在两方面这样做。没有足够地承诺一种辩证的协同效应,超越左翼激进联盟的政府加强其他的民众的力量。

社会的民主化是危险的,停留在国家的欺骗中。对此列宁在1923年就对布尔什维克们说过。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学家谢拉·菲茨帕特里克认为,总是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的。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随着更老的研发中心加入到国家的领域,他们每个人在中央委员会开始反映在他们领导的国家内部每个部不同的前景。这样存在一种正在实施的国家化,可能继续下去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没有疑问的是,左翼激进联盟的部长们超越了他们的部门。甚至当他们保持企图为下层的动员提供便利的前景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排国家的资金去做到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团结的网络没有向国家提出要求。它们需要什么类型的资金?应当如何使用军人的卡车通过团结的网络和利用自己与农村附的联系去分配食品和其他商品,而不是利用它去取消示威。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问:但是这种分裂没有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类政党和它们的政治战略上。我想说一个可能创造对社会民主化施加压力的抗体的政党建设应当事先发展。

帕尼奇:我认为责任在两个方面,这不仅是左翼激进联盟的事情。对社会民主化的压力历来都是巨大的,因为今天在任何地方一项起义的战略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对西方来说格拉姆西已经很好地理解)。于是,必须通过国家采取行动,发展国家的能力以便改造它,同时在社会上继续作为一个干部的政党行动。于是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取决于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发现的东西是在21世纪如何去做。如果德国革命不失败,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是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做的事情,工会的官僚化,它们与国家紧密结合。我们必须改造的事情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且还有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不是一天之内做的事情。

原标题:加拿大学者: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帝国能够幸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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