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不能忘却的记忆!
来源:地球村9号 2018/07/07 1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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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段出产汉奸的历史。汉奸资敌是国家之耻、民族之殇。中国需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出台法律法规,对汉奸卖国现象及为之翻案助威行为依法打击,严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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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卢沟桥头防御工事内的中国士兵)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77日。

这一天,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开始。

泱泱中华,是历史悠久、崇尚和平的礼仪之邦。

始建于1189年6月的卢沟桥,几百年来,一直静静地卧在位于北京(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

其实,早在13世纪,卢沟桥就已经世界闻名。那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十分推崇这座桥,说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并且特别欣赏桥栏柱上刻的石狮子,说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所以,后来很多外国人都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

卢沟桥所处的位置,属于原河北省宛平县,是北京(北平)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宛平城是捍卫北京(北平)城的军事要塞。

宛平县于1952年撤销县的建置。今天北京的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之全部或大部都曾为原宛平县所管辖。

当时,日本为了占领全中国,早就在跃跃欲试。1937年6月以后,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不断地举行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夜里,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日本军队在没有通知中国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1名士兵在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拒绝。

日军便借机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展开进攻。29军37师219团被迫还击。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接着,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先后战死。

佟麟阁和赵登禹被誉为“百战名将”,他们的战死令人扼腕叹息,可以说死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是被汉奸害死的。

后来,根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北平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1937年7月,日军在天罗庄设下精兵埋伏,直接导致赵登禹和佟麟阁战死。

汉奸资敌是国家之耻、民族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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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屡屡得手,其中原因,除了日军战斗力较强之外,汉奸资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段出产汉奸的历史。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不仅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

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7月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

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他还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

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他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随后,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抗战初期,常见这种情况,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甚至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出太阳旗相迎之。

1937年12月,在南京保卫战中,根据指令晚上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被日军活活刺死。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地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而在此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伪“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等就已粉墨登场。

据统计,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不下300万,人数比侵华日军还多。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中国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时代还会再出汉奸吗?

不久前,网上曝出,培训公务员的粉笔网CEO张某某在微博上公开说:“我是汉奸”,“既然日本人更会统治,不要说钓鱼岛,就是台湾岛,海南岛,中国大陆都交给日本人打点好了,说不定日子还好过点。”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说,“对于文盲和流氓的混合体的人民英雄,已经没有兴趣,不看也罢。”

另外,锤子科技的创始人罗某某在微博上公然说,“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大傻逼陋习”“支那人要好好学习”“自己不是精日,只是非常喜欢日本的很多文化而已,自己也不是汉奸,感谢那些高估自己的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为此自豪,也不为此自卑,只是凑巧是一个中国人。”

还有,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田某某用“恶臭你支”、“粉红豚”称呼同胞,在经过提醒后她仍说“不侮辱我说它干嘛”。

这一串串事实证明,虽然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渐行渐远,但在新时代“汉奸现象”并未绝迹,“精日”文化还有很大市场。

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一个懂得自省的民族才有远大未来。

应该怎样铲除汉奸滋生的土壤?在中美贸易战激烈开打、中美全球竞争加剧的今天,这个话题很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解放军报》原理论部主任刘新如,研究抗战历史提出了三条路径:

一要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乃至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苍白无力。要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树立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及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祛除汉奸滋生的条件和基础。

二要砥砺民族气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三要高擎法治利剑。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叛国者起到了强力的震慑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叛国”及为“叛国”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却没有成文的法规对“汉奸”加以约束。因此,中国更需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出台法律法规,对汉奸卖国现象及为之翻案助威行为依法打击,严肃整治。

原标题:七七事变,不能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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