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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反思|新自由主义成为动荡之源
来源:察网 2018/07/10 10:40:40 作者: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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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和扶植反对派,是叙利亚危机、战争爆发的外因,但外因是通过内因其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巴沙尔·阿萨德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民众利益受损、贫富分化、官僚贪腐,背离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惠及广大民众的初衷,动摇了政权自身的阶级基础,成为动荡之源。

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战争似乎趋于平静。但直到今年4月份,美英法联军倾泻在叙利亚的炮火还在牵动全世界人的神经,引起人们对全球局势的担忧。

的确,叙利亚战争堪称是一场21世纪的“微型世界战争”,其持续时间之广,牵涉各方力量之多之巨,烈度之大,影响之深,灾难之重,都达到了新世纪以来地区战争之最。那么,对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梳理,回望,从中得到一些判断、思考,对于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但也始终面临内外严峻挑战的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军事学者况腊生博士的《叙利亚战争沉思录:二十一世纪的“微型世界战争”》(以下简称《叙战》)一书,就及时地作了这样一番极有意义的工作。书中以详实的资料,回顾了战争的源起、推进过程,对错综复杂、头绪繁多的参展各方及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动脉络,作了抽丝剥茧式的清晰梳理,使人阅后有对整个战争过程一览而尽的感觉。笔者最近有幸通读了全书,意犹未尽之余,亦从中总结了自以为对我们来说较有启示意义的几点内容,在此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轻率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引发了叙利亚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既然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和打击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必然是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封闭僵化,拒绝向西方看齐,实行“现代化转型”的政权,而西方的制裁和打击便是帮助叙利亚成为一个开放的、“正常”的现代化国家。

实际上,较少为人知的是,叙利亚战争之前,正是年轻的、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巴沙尔·阿萨德及其统治集团,打破了叙利亚此前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轻率地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危机,才导致民怨纷起,民族、教派矛盾凸显,反对派和极端势力趁势崛起,令西方国家有了插手之隙和干涉之名,从而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混乱、冲突。如果不是俄罗斯强力支持,那么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动摇了自身民众基础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恐怕早已难逃类似萨达姆、卡扎菲政权的命运。

1、哈菲兹·阿萨德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取得广大民众支持,顶住了西方压力

正如《叙战》一书通过回顾历史所表明的,地处中东核心地带的叙利亚自古以来就纷争不断,二战期间独立建国后,仍是西方各国争相控制的目标,几十年内政局动荡:

【叙利亚独立后政局不稳,民族爱国联盟执政后,不顾国家实际而完全照搬西方治国理念,再加上英美频繁干预,独立后20多年发生了20多次军事政变,被称为“政变国家”。】

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军队地位大大提升,人民渴望社会稳定,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兴起。叙利亚复兴党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中形成的、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道路影响的新兴左翼政党之一,其骨干成员哈菲兹·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在掌握军队后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名为“纠正运动”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执政到2000年,结束了叙利亚政变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将国家带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阿萨德本人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是叙利亚冲突不断的各教派之中的极少数派,且周边国家大多是敌对的逊尼派执政。叙利亚还处在对抗以色列的前沿,是西方国家的眼中钉。那么,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阿萨德是如何巩固政权、稳定国家形势的呢?牢牢掌握军队,强化党的领导无疑是重要的保障,但只有严密的上层建筑而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亦不能支撑长久。阿萨德政权之所以巩固,还在于仿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形成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较为稳固的阶级基础。

哈菲兹·阿萨德本人自幼就投身于叙利亚独立斗争,曾进过法国殖民当局的监狱;1956年参加苏伊士运河战争,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获得嘉奖并被送到埃及和苏联学习考察。当时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也深受苏联影响,正在实行土改和经济国有化政策。埃及、苏联的影响,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参照,加上自身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经历,对阿萨德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路线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1973年3月,叙利亚通过的宪法规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力求消灭一切剥削”,宣称 “阿拉伯民族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是“三大目标”。阿萨德上台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土地再分配,解决了超过三分之一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又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成立国家农业银行,加大农产品补贴,建设农村电气化工程,推行现代化农业机械等措施,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提高了农民收益。这样,就把农民从对地主贵族的效忠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支持政府的主要力量。另外,采取赎买政策实行经济国有化,推行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保障工人就业和收入。据统计,1965-1977年间,叙利亚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25%。国家还对面包、食用油、燃料和电等基本商品提供高额补贴。

通过以上这些经济举措,阿萨德政权有效取得了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大量普通民众的支持。执政期间,阿萨德还进行适时的改革、调整,在不损害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鼓励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体上维持了经济增长,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从1970年到2000年这30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乃至重新洗牌,处于强敌环伺之中,且为少数派阿拉维派执政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还基本保持了持续稳定,取得了大多数民众认可、支持,没有发生政权更迭、国家变色——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将叙利亚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制造各种借口,屡屡纠集西方盟国对叙利亚发起制裁,欧共体曾对叙连续实施武器禁运和贸易制裁长达八年之久;在世界格局纷纭变幻,冷战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情局曾经制定了“叙利亚:政治剧变的方案”,企图策动占多数的逊尼派下层士兵哗变,挑起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冲突,帮助反对派发起反阿萨德运动,多管齐下推翻阿萨德政权。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像搞垮苏联、东欧国家一样搞垮叙利亚。

中情局解密备忘录:《叙利亚:政治剧变的方案》,1986年7月

2、巴沙尔·阿萨德推行新自由主义损害了广大民众利益,搞乱了叙利亚社会,成为动荡之源

菲兹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执政以来,面对经济社会的困难,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却是照搬西方的、全盘私有化为主的经济政策。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反而形成了新的权贵精英阶层,滋生了更多腐败、特权,这就动摇了政权的群众基础,埋下了社会危机和动荡的种子,为反对派的崛起和外国势力的插手提供了空隙。

巴沙尔在继任之前,就已经开始担任一些工作。他有英国留学的背景,更加熟悉西方社会,也是西方流行文化的爱好者。90年代回国后,除了在父亲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开展反腐风暴,取得民众认可,他还仿照西方国家,推进叙利亚国内信息化建设,放宽对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控制,接入国际互联网,倡导国内电视台播放西方电影和娱乐节目,被民众誉为“改革先锋”。2000年巴沙尔上台之初,宣布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制度,进一步放宽媒体限制,允许私人开办电视台、电台和网站,放宽对反对派的限制。巴沙尔还亲自组织了一个“改革论坛”,邀请各方知识分子包括反对派进行对话,展现出锐意改革、向西方看齐的势头。

在外交上,巴沙尔摒弃以往的强硬反美、反以姿态,主动向美国西方示好,声称“叙利亚随时准备和以色列复谈,只要以色列愿意并且做出勇敢的决定”;911之后,巴沙尔为美国提供了关于“基地”组织的情报;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巴沙尔还应美国要求关闭叙伊边界,封锁了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关闭巴勒斯坦基金组织驻叙利亚的总部机构,承诺不包庇伊拉克的流亡领导人。

在组织上,巴沙尔辞退大批复兴党元老,培植和提拔“具有改革精神和专业素质”的亲信特别是有西方留学背景的人物安插到要害部门,例如由一名曾留学法国的经济学家担任旅游部长,由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曾长期在世界银行供职的人员担任经济顾问。此后巴沙尔又辞退了一大批复兴党的基层、中层领导干部,而这些熟悉本土复杂事务的人本来在联系民众,调解族群、部落和宗教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做的后果,《叙战》一书有恰当的总结评论:

【巴沙尔的上述做法削弱了复兴党的执政能力,最终也削弱了自己的统治,造就了其弱威权的统治。一大批熟悉叙利亚宗教、族群事务的元老和中下层官员被解职,而巴沙尔提拔的年轻官员大多数虽然是阿拉维派,但他们出身于城市,接受西式教育,与阿拉维派部落势力联系不紧密,也缺乏政治和军事历练与治国经验,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叙利亚复杂的宗教、部落关系……这使复兴党党内出现严重的“空心化”,逐渐丧失了选拔高级官员和制定内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极大削弱了复兴党执政能力,损害了原先支持政权的阶层利益,又没有获得民众广泛支持,使巴沙尔的统治基础变窄】

在组织上作了如上变动的同时,经济上则全面推行私有化政策。巴沙尔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经济下滑等问题,他提拔一批曾在美国留学工作过的专业人员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的经济学家出任内阁成员,“明确宣布叙利亚将改革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推行私有化,走市场经济之路”,建立所谓“社会的市场经济”。这样,大量国企被私有化,私营经济比重加大,对外资和金融业管制也大大放松。

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并没有惠及大众,相反还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一方面,私有化改革中,大量国有财产被少数特权阶层侵吞,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与巴沙尔政权有密切联系的阿拉维派大商人和官僚,他们借机垄断了主要私营经济部门,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国家贫富差距巨大,5%的人占有50%的国家财富。”

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推行的私有化改革,使得原先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加上开放金融行业,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压力加大,叙利亚政府大幅削减了公共财政支出,减少了此前在教育、住房、医疗、食品、燃油和养老等社会公共领域的补贴投入,导致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失去调控的盲目的资本化政策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民众难以保障基本生存,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毕业生通常毕业四年后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巴沙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复兴党大力宣扬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极大削弱了复兴党的统治基础,将许多民众特别是失业的年轻人推向了反对派一边。而连年的旱灾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又将广大农民推向了对立面。在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上百万逊尼派为主的农民流落街头。民怨积聚,一触即发,整个叙利亚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在德拉市点燃的:2011年3月,十几名中小学生在街头涂写反阿萨德政权标语被逮捕,引发了民众游行与街头冲突。“德拉游行”拉开了叙利亚危机的序幕。

其时正逢四处蔓延的“阿拉伯之春”,西方国家迅速介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成立政治组织,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民众游行示威。但一开始的游行示威,政治诉求并不明确、统一。年轻人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废除紧急状态法;工人则主要反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贫穷和失业,要求惩治官僚腐败;伊斯兰组织则抗议政府对以色列软弱。总体来说,游行民众并不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叙利亚政府通过软硬兼施,两度平息了局势,但并没有解决根本社会问题。这样,在利比亚卡扎菲败局已定之后,西方国家转而集中对付叙利亚,宣布巴沙尔政权丧失合法性,支持反对派建立政治和军事组织,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反对派的暴力夺权行动开始了,叙利亚陷入了多年的战乱。

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和扶植反对派,是叙利亚危机、战争爆发的外因,但外因是通过内因其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巴沙尔·阿萨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民众利益受损、贫富分化、官僚贪腐,背离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惠及广大民众的初衷,动摇了政权自身的阶级基础,成为动荡之源。而此前在哈菲兹·阿萨德争执的几十年间,由于实行了惠及广大民众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改革路线,叙利亚并没有在西方国家的强力制裁、打压之下发生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叙战》一书通过比较两代阿萨德政权所实施的不同政策路线,对叙利亚危机的发生作了如下总结:

【早期的复兴党意识形态主要是坚决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获得了广大民众支持和拥护。巴沙尔上台后,积极准备与美国和以色列和谈,其私有化经济改革的结果造成的底层群体无法维持生计,在加上清洗大批复兴党元老,扶持的年轻新官僚缺乏政治历练和治国经验,这些都使复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因而导致执政能力大大下降,也造成巴沙尔对社会控制的减弱。】

可见,不管什么样的改革,如果照搬某种外来模式,不顾对广大民众是否有利,如果改革成果不是惠及大多数人民而是养肥少数权贵精英,其结果往往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叙利亚危机的一大教训,值得人们反思,记取和警惕。

原标题:王跃 | 叙利亚战争反思:新自由主义成为动荡之源——读《叙利亚战争沉思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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