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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让衔,初心皎皎
来源:北京日报 2018/08/08 10:26:34 作者: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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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55年9月27日,很多人可能记不得这一天,它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南海里举行了两场授衔典礼。

插图/傅堃

1955年9月27日,很多人可能记不得这一天,它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南海里举行了两场授衔典礼。

此时,距南昌城头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已经过去整整28年了。“功名只从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将军们无一不是戎马倥偬,征战南北、功勋卓著,这军衔、这勋章,是对他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的崇高肯定与奖赏。

军衔和勋章,也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对国家和人民赋予个人的荣誉、地位、名利,当之无愧却淡泊以待,有推却,有谦让,有自请降衔,因为他们出发时不是为了这些,浴血奋斗不是为了这些,百战余生也不是为了这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授衔中南海

1955年9月27日,14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典礼率先在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9位将军整齐地站在主席台前,依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手中接过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第一个拿到命令状的粟裕也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正式被授衔的军人,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大将。这一天,一同在紫光阁被授衔的共计有在京的301名将官,而更多的将官们随后在全国七个地区,以及异国他乡接到了授衔令,他们后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第二场授衔典礼在怀仁堂。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走进怀仁堂》记录了这个荣耀千秋的时刻。

16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怀仁堂前的广场上。走下车来的是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

朱老总健步走进休息室,神采奕奕。陈毅站在他面前,上下端详:“老总哎,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贺老总,你想没想过今天能当元帅呀?”陈毅转过身,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龙。

“别说想当元帅,那时连打响的是第一枪也没想过呢!就是一心想把那一枪打好!”大家被贺龙的直率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叶挺。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聂荣臻道。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元帅的桂冠一定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

“祝贺大家!”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

“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衔嘛!”

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笑着摆了摆手:“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当好你们的后勤嘛。”

17时整,《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南海奏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站起身来,亲手把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送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手中。

不过,家喻户晓的共和国十大元帅此时出现在典礼上的只有7位——刘伯承和林彪因病正在青岛疗养,叶剑英则在大连组织抗登陆演习。

其实,这些开国将帅中许多人几十年前早已是将军——

在国共合作前,朱德就已经是拥有实权的中将。

第二次北伐结束,贺龙便因功升任了军长,他的第二十军战斗力很强。蒋介石、唐生智纷纷派人上门拉拢、封官许愿。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之前,已经有至少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取得了将官军衔。

和朱德一样,刘伯承也是“中将加上将衔”,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将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当时不仅叶挺这个手握实际军权的师长是中将,其余的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政治干部,也都被授了中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特邀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再次授给他中将军衔,还特准其享受上将待遇——中将军衔的月薪为160块大洋,上将待遇则是每月240块大洋。不过,这笔“巨款”被恩来同志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了。)

随着南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起,国民革命军中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毅然放弃了耀眼的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将校呢,换上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

今天,他们打出来的这个红彤彤的新中国,给了他们应有的荣光。

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

在1955年授衔的千余位将帅中,有忠勇的猛将,也有儒雅的学者,有战神,也有谋帅,哪一个不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他们的传奇不妨就从身上的累累伤疤说起。

著名军旅作家吴东峰专门做过一个有关战创的统计——

十大元帅中有7位曾负伤,累计战创近20个: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

十位大将中有7位曾负伤,累计战创至少37个,平均每人近4个。像有“战神”之称的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徐海东最多,负伤9次战创20余个。

开国将帅中因伤致残的就有12人。

曾有年轻记者问吴东峰:“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90%以上都负过伤——有战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计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创累计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开国将帅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佼佼者,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身怀少林寺武功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疾。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33团政委的钱钧左腹中弹,失血过多,他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政委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儿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政委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

有类似“棺材传奇”的还有罗瑞卿大将、刘昌毅中将。

第二次反“围剿”,时任红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头部中弹,从靠近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已通知做棺材。昏迷数日的他醒来时,听见隔壁有锯木之声,还有人说:“棺材做得长一些,没见那人,个子长得好高咧。”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万源保卫战,刘昌毅同样是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不但棺材做好了,而且已经被装殓其中。警卫员拿出他的一支手枪说:“连长最喜欢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正把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却突然发现刘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死里逃生,并不只是幸运这么简单。

这位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在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后来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块弹片嵌入下巴,牙齿被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他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刘昌毅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常胜将军刘伯承,这位戴着圆眼镜、精通韬略、足智多谋的战术专家、战史学家,同样是“特殊材料”打造的硬汉。

早在北洋时代,刘伯承即为川中名将。1916年3月中旬, 24岁的刘伯承率军攻克丰都城,阻止北洋军的增援。激战中,他连中两弹,一弹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德国医生为他做手术,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不用麻醉药。等手术做完,刘伯承居然清醒着数清了医生手术的刀数:“72刀。”

十大元帅中受伤最多的刘伯承,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9次。有一次其右腿受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

余秋里将军,于1936年3月率军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他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他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直到9月才实施截肢手术。

也许正因为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开国将帅们的生命力异常旺盛而坚韧,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

刘邓大军中有“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都是独当一面之骁将。绰号“小钢炮”的陈锡联,曾经四次重伤,他却笑言:我身子前后左右有四个洞,因此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

罗应怀少将15岁时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罗应怀将军的故乡是黄安,即举世闻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这块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的红色土地上,诞生了223位将军。而他们身后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牺牲的14万红安儿女。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在册革命烈士就有22552人。罗应怀将军道:“功劳应该属于他们,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和湖北红安一样,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都是赫赫威名的将军县。

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59位开国将军的安徽省金寨,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安徽省抗战指挥中心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都曾驻所于此。据金寨县党史记载,当年参加红军的十万青年,仅有数千人幸存。

1953年夏,皮定均离别家乡24年后首次返乡探亲,次日清晨却突然率全家离去,众乡亲大惑不解,亦有人抱怨将军无情。后来他的夫人提及此事哽咽不已:将军怎么不想在家多住几日!但与其一起参加革命的老乡们都战死沙场,仅自己一人生还,荣归故里,情何以堪!

同样著名的“将军县”还有江西兴国。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人,占青壮年的80%多。革命战争年代,全县为国捐躯的烈士有5万多名,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平均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倒下。

哪一位将军的故乡不是一片血染的红色土地!哪一位将军的身后没有无数的战友永远倒下!正因此,面对来之不易的荣誉,绝大多数的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富贵荣华,而是血雨腥风中倒下的战友,是那些同样忠勇却没能看到胜利的兄弟姐妹。

“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实行军衔制,是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军事指挥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军队通行的惯例。

1952年,经过与苏联顾问反复商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拿出一套方案,初步计划军衔分6等20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三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除了多出一个准上将外,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1953年,有关部门拿出第二套方案,在充分考虑苏方意见的同时,还参考了当时朝鲜的军衔制,并结合了我军具体情况。

“军衔实施委员会”等相关机构也设立起来。

1953年底,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开幕。在这次长达50多天的“高干会”上,确定了中国军队发展的总方针、总任务,规划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蓝图,并确定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

1955年,随着《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先后颁布,要在当年完成对全部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成为牵动全军官兵的头等大事。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是应该授衔的。在初步的方案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授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授元帅。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民主人士纷纷发言: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大家意见一致,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建议还是先不作结论。

一位民主人士说:“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

争来争去,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我们这次先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汇报方案,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的态度明确,为他准备的大元帅服,也就只能永远放在博物馆里了。

他转向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笑笑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宋任穷回忆录中写道: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资料照片)。

罗荣桓、贺龙、聂荣臻三位元帅

粟裕和陈赓大将

三帅请让

军衔是军事级别标志,是军人荣誉与责任的象征。共和国的首次评衔,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1954年就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协助时任部长的罗荣桓主持工作,主抓评衔评勋,他曾对夫人说:想不到几十年南征北战,最难干的却是这两项任务。

为了肩上的星星,摆资格、列战功、闹情绪,甚至哭鼻子的,都有。面对此情此景,毛主席说了那句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打仗时连命都不要,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其中缘由也不难理解: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不过,更多军人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让衔的故事一再上演。

著名军史专家、军旅作家董保存确认:有三位元帅都提出了让衔。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掌管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得知元帅的提名名单中有自己,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比其他几位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予他这么高的军衔。

给毛主席写信的还有徐向前。徐帅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徐向前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蒋校长哪里想到,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后来的作战中,把那些深得校长器重的爱将打得满地找牙。从参加广州起义,到拿着地下党的小纸条去找毛泽东;从鄂豫皖击破“会剿”,到长征三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徐帅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叶剑英则直接请求只要大将军衔,他在元帅拟定名单相关报告上写道:“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叶帅的二女儿叶向真60年后才第一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看到这份报告,她后来回忆说,父亲当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辽东演习上,几乎没有参与授衔工作。但在饭桌上听父亲说起,自己作为总参谋长,多是在后方,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

将军们也不乏主动请求降衔者。

十位大将中惟一没能出席中南海授衔典礼的是有“中国的夏伯阳”之称的虎将徐海东,他一直在大连养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时,适逢周恩来总理前去看望,徐海东向总理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久病缠身是真,九死一生、屡立奇功也是实打实的:他九次负伤,身上战创17处,最重的一次是在长征途中的庾家河战斗中,一颗子弹从其左眼下钻入,从颈后穿出,喉咙被瘀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将其喉咙里的瘀血吸出,并昼夜寸步不离地悉心照顾。在昏迷4天4夜后,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且在醒后第五日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且屡战屡胜。而那位救命的护士后来成为他妻子,并改名周东屏,意为“徐海东之屏障”,成就了一段军中佳话。

闻战则喜的徐海东自谓“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官瘾”,被蒋介石视为“文明一大害”,国民党用飞机撒传单,上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和悬赏彭德怀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后来阎锡山也发通缉,悬赏五万,徐海东还“抱怨”阎锡山太小气了。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从大别山打到陕甘,连战连捷,入陕时兵强马壮、军容威武,是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1935年冬,毛泽东派人向徐海东借2500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供给部部长:家底有多少?答曰:7000块。徐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块,拿出5000块送中央。同时复信一封,表示红25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这笔钱和这份忠诚帮助中央红军度过了到达陕北后最艰难的第一个冬天,毛泽东赞其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整整20年后,在病榻前,周总理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我认为,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的这番话让许光达成了1955年让衔群英中最耀眼的大将。

1927年许光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去南昌参加起义,跋山涉水到达时,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他仍南下追赶起义部队。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追败军之师?他答:“虽败犹荣。”又问:这不是去送死吗?他答:“虽死犹生。”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央机关撤至黄河边,东西两侧大河滔滔,南北敌军步步逼近,危急中,许光达奉令驰援。他率部冒雨到达乌龙镇,一沟之隔,中央机关的队伍隐约可见。许光达召各旅旅长登高而望,指着对面下令:“看到了没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前面。哪怕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激战一昼夜,挡住了敌三个旅的轮番进攻,护中央机关安然转移。

得知自己在拟授大将的名单上,这位19岁就当上“娃儿连长”、身经百战、遇险十余次屡屡大难不死的装甲兵司令员,竟然一连几天“惶惶难安”,他对妻子说:我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此荣誉,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回顾自身历史, 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而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和人民做了些什么呢?

……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的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拿着这份许光达的申请说:“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一面很好的镜子!”

“三让将军”

1955年自请降衔的人不少,真正“成功”者并不多,成功率高的恰恰是管干部、管评衔的将军们。

“1955年父亲被评为上将,实际上他是符合大将条件的,父亲主动提出了降衔。”说这话的是宋任穷之子宋克荒。论级别,宋任穷是正兵团级;论职务,红军时期他曾任红28军政委、代军长,1955年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行政4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写给毛主席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报告》中,宋任穷的名字赫然列在大将名单中,成为宋任穷自请降衔的历史证言。

另一位正兵团级、总干部部副部长也自请降衔并成功——为了把自己成功地降下去,他三番五次打报告、给领导“做工作”,最终将自己“落实”为中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专门把他请到中南海面谈;还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与之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刘少奇对他说: “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衔的中将。”彭德怀也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他,就是中将里排位第一的“三让”将军徐立清。

看到拟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自己名字时,作为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先是“以权谋私”,直接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罗荣桓部长找他谈话,批评他:“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回了上将名单中。

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列举了申请低授的“充分”理由:一是不突破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夫人很支持他:“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

但也有人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不可,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这话倒让徐立清有点为难了。

恰在此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的降衔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盛赞,徐立清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交流“经验”。许光达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披衣起身,伏案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

罗荣桓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还是应该授予上将军衔。这个意见上报给彭德怀副主席也得到了认可。

彭德怀特意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但徐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的信一次又一次写给毛主席、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最后惊动了周总理出面做他的工作。总理说得入情入理:“你这种精神值得提倡,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这种优秀品质,难能可贵!不过,你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徐立清坦承有些人争官争位、不顾大局,觉得只有自己低授了,才能理直气壮地做他们的工作。周总理感慨道:“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1955年的 “让衔”,只是这位“三让将军”人生中的“第二让”。此前,他曾经申请“让级”——把自己应评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之后,在医院的病榻上,他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1983年,徐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他生前对子女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党,这条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只留给你们一句话:要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群众是最公道的!”

“大树将军”

在一个“方阵”里排第一,意味着离上一个“方阵”最接近,往往会被议论是低授了、“委屈”了。许多年来,围绕大将粟裕与上将萧克有这样的声音。那么,他们自己觉得委屈吗?

粟裕将军常自谓“沧海一粟”,平日常轻车简从。某日着便服至医院探视夫人,因不到探视时间,被阻,将军即怀抱一兜苹果坐在病房大楼外台阶上静候。

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是这位沙场名将一向的作风——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粟裕认为,年长于自己的张鼎丞在很多方面都优于自己,是长辈、是上级,若张鼎丞担任司令员,自己任副职,协助张鼎丞工作,会更有利于党的事业。在他的再三恳请下,最后中共中央重新进行了任命。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坚持认为,陈毅是华东野战军众望所归的统帅,陈毅继续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更合适。

1955年,尽管档案中没有留下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相关记录,但粟裕的多位老战友、老部下,以及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都说:粟裕曾主动请辞帅衔。

萧克将军有一个特色是其他将军绝对无法比的,他是开国将军中惟一拿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萧将军能诗擅书,被海伦·斯诺称为“军人学者”。30年前,董保存恰是萧克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的编辑。他记得,当年为修改《浴血罗霄》随将军回到旧时“闹红”的地方,每至一处都围观者众,儿童奔跑追逐,大喊:“萧克!萧克!”官员斥责撵之,将军却道:“不碍,名字就是叫的嘛!”

熟识了,说话也就随便起来。董保存知道萧克是一位“老资格”——曾经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晋察冀的副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堪称一路“诸侯”;同时也知道他多年从事军队教育事业。他曾问将军:从“山头”讲,您是一个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从“资历”讲,您1926年入党,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1955年给您授了上将军衔,您当时心里平衡吗?将军反问:“你知道‘大树将军’的故事吗?”

董保存不知,将军让他去拿《辞海》,查“冯异”。

东汉有一将军冯异,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之时,他却退避树下,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古人尚且能如此,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在萧克的履历上,“官越做越小”的时候不止一次,他总是服从组织调动,从无怨言。

几十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位百岁将星,董保存仍不免感慨:将军长寿,心胸宽广是重要原因!

与萧克一样的著名长寿将军还有被称为“孙胡子”“孙行者”的孙毅将军。授衔之前他给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升高官、享厚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

吴东峰谓孙将军长寿之秘诀是无私。晚年,将军衣旧军装、穿解放鞋,无官气,喜串门,与左邻右舍、街坊百姓无分老少,皆可亲切攀谈。一次,孙将军至河北某县武装部看望当兵的儿子,军区司令闻之,忙派人来接,将军说:“告诉你们司令员,我这次是来看望儿子的,没有公事,就不打搅你们了。”说罢背上行囊步行至儿子单位。将军家与某菜站和副食品店相邻,每临春节前,蔬菜无处可堆放,将军说:放我家院子。此后十余年如一日,年前的将军小院白菜大葱堆积如山。

在1955年大授衔的舞台上,千余位开国将帅、数以万计的指战员,类似自请降衔的故事还有许多,不争不吵、“给什么都行”的革命军人更是比比皆是——

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孔庆德将军说:“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无数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包括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变的组织领导者,还有数不清的指战员、战友们,他们没能看到建立新中国的最后胜利。比起他们,自己太幸运了,应该知足,否则愧对先烈。”

39军副军长颜文斌也是老红军,而且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18处战伤。长征中,一枚手榴弹在身边爆炸,弹片钻入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是卫生员将他绑在树上,以刀割肉,硬将弹片撬了出来。1955年,因其任现职时间与规定的差十几天而不能授少将衔,有人劝他去找一找,他说:“为了自己肩上芝麻绿豆大的星,伸手向组织要,不光彩!难道我爬雪山、过草地,吃苦流血就为了这颗星?”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

还有一些将领,已评完军衔,但在授衔前,因工作需要,调离军队,有的离授衔只差几天,但他们二话不说,放弃了授衔的机会,奔赴新的岗位。正所谓: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1955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再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受阅部队指战员全部身着崭新的新式军装,佩戴着肩章、领章,格外英姿飒爽。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从此我国的军队就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了,这是一个新的成就。”

“农民将军”

授衔,对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而言,不是可以安睡其上、坐享名利的开始,而是另一场征程的起点。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不到两年,甘祖昌主动向组织上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带着妻子龚全珍,回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原因很简单: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从新疆到江西,全家11口人的行装只有3个箱子,却带了8只笼子,里面装着新疆的家禽家畜良种。龚全珍说:“当时走得急,生活用品老甘啥也不让多带。到了莲花,乡下蚊子多,买蚊帐、买被套的布票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每月工资330元,三分之二都被甘祖昌用来修水利、建校舍、办企业、扶贫济困……他一共参加建起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当农民我不合格,但老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可以学。”妻子龚全珍也全力配合丈夫,到当地学校当老师,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夫妻俩当年参加修造的江山水库,家乡老表习惯叫它“将军水库”,至今还浇灌着近万亩农田。

1986年3月,这位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的老将军因病逝世,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我忘不了老甘临终前留下的话:‘下次领工资,再买化肥,送给贫困户。’人民给了我们荣誉,我们没有理由不为群众谋幸福。只要还能动,还能讲,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永不掉队。” 如今年逾九旬、党龄六十年的将军夫人——“老阿姨”龚全珍,依然无怨无悔地在江西莲花山乡执教,用共产党员的本色成就感动中国的传奇。

原标题:将帅让衔,初心皎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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