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集体的平衡之道:传统伊斯兰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东研究通讯 2018/08/10 11:03:46 作者:徐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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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的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区域内的国家治理方式多种多样。就古希腊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而言,由于土地较为狭小、人口集中、民族差异相对较小、社会的整合度比较高,适合发展共同体政治,成员的政治参与度普遍较高。

对于中国而言,广阔的耕地、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庞大的财政支持,适合构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但是社会的整合程度偏低,广大民众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政治参与度不足,故国家不得不发挥更为强大的功能以维持社会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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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治理模式的差异,造成了各自对所谓“政治正义”理解的不一致:西方倾向于强调共同体内部的公平与团结,并且由于内部同质性高,注重正义的形式,比如重视议会民主;而中国倾向于强调稳定与秩序,对正义的实质有更多的偏好,比如强调对国家范围内统一的道德体系与社会规范的遵守。

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对政治正义以及国家治理的定义并不仅限于上述的两种情况。对于同样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东地区来说,沙漠广布、农牧交错的地理特征以及强调部落归属的社会形态,造就了其社会整体整合度低,但共同体意识却十分强烈的情况。

所以,一方面,中东地区对构建大一统国家、追求稳定与秩序有着内在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强调共同体内部的整合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保障。

如果说,人为构建的“社会整体”观念及其维护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正义之所在,而以“自我”为圆心、同质文化为纽带的形式正义是西方治理模式的中心思想的话,那么,在中东,超越小共同体塑造大一统政权的同时,还能保障独立个体的利益诉求则是正义的要求。

贯穿于苏美尔时期至当今的“公平循环论”(波斯语: )在中东的政治文化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什么是公平循环论

16世纪中期正值奥斯曼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她无论在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挑衅,还是萨法维王朝的顽抗,都占尽上风、不可一世。在国内,由于历任苏丹的励精图治,农业得到发展,道路得到修缮,社会秩序稳定,政通人和。

一时之间,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沉浸在自己的国家( )与意识形态( )掌握“世界霸权”的喜悦之中。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建立以奥斯曼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稳定是正义之体现。奥斯曼帝国学者吉纳尔·扎德(Kinalizade)在其《高尚伦理》中,总结了自波斯萨珊王朝以来各中东王朝的得失,写下了高度理论化的语句,并将其命名为“公平循环论”:

没有军队就没有王权

没有财富(来自人民)就没有军队

主权者正义则民众忠诚

正义需要世界的和谐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藩篱

用礼法(伊斯兰法)规范国家行为

只有王权才能保证礼法(伊斯兰法)的实施

虽然只有短短的七行,但是公平循环论高度概括了中东政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统治者需要用军队来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军队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国家财富的保障,要由广大的民众来完成,统治者要竭尽所能为百姓提供创造财富的机会,并保护民众的合法权利,听取民众的建议;最后,统治者的权力需要得到有效的制衡,迫使其实施正义,如此方能保证世界秩序的和谐。

只有国内秩序稳定,国家繁荣,才能把自身的正义观念推广到全世界。由是,依法治国、用礼法( )规范国家行为便成为了平衡群体间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

在伊斯兰政治哲学(Islamicate political philosophy)中,公平、正义( )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路径(主要有三种:希腊政治学,波斯策论,还有伊斯兰法理学)阐述时,其具体的概念也不尽相同。

不过,三种理论路径都对主权者的正义提出了具体要求:按照希腊政治学的逻辑,主权者要为民众生产财富创造条件;在波斯策论中,主权者知人善任,重视大臣和情报工作者的作用,同时,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使之不易发生变动;在法理学中,主权者要弘扬宗教信仰,遵守礼法,推行法治。

概括而言,看似简单粗暴的公平循环论实际上是中东地区智慧的结晶:它对理想中的君臣、军民关系进行了高度概括。它的核心是正义观念,即稳定、秩序以及繁荣,而它的实现是统治者、民众、军队以及学者等各个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平循环论的核心在于均势与平衡,维持社会各群体力量的合理比例,创造稳定结构。实质上,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即统治者用公正统治换取民众的支持,而民众则用税收买来好政府。

二、前伊斯兰时代的正义观念与国家治理

前伊斯兰时期中东地区的政治正义呈现出三种趋势:首先,越来越强调阶级分化。从城邦、部落的小共同体走向大一统国家社会,共同体所包含的成分日趋复杂,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剩余产品的增加,贫富分化加大,因而按照亲疏关系和社会地位进行分类管理成为必然。

乌尔王朝的乌鲁卡基亚统治时期,所谓的政治正义是指:君主在神意的授权下,发挥自身的才能,对外开展征服战争,对内兴办公共工程,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阿卡德人统治时期,正义的观念增加了倾听底层民众请愿与诉求的内容,并开始强调社会各阶层力量平衡的重要性。

后来,随着亚述、波斯帝国的建立,不同文化及发展水平的族群被纳入到一个国家统一体当中,强调等级秩序有利于维护帝国的稳定。波斯国王大流士的一则铭文说:“我不希望,掌权者会对弱势群体造成伤害,同时,我也不希望,弱势群体会损害强者的利益。”

波斯统治者借助琐罗亚斯德教的法律制度,推动波斯社会不同层级的固化,维持社会稳定。到了萨珊王朝,统治者把社会划分为皇帝、军事贵族、祭司与农民四个种姓,对治下民众的身份与地位进行严格划分,不得转化。

其次,统治者的意志与法律的结合日益紧密。小共同体与个体主义的盛行让中东的统治者难以享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是神的代理人,并以神的名义统治人民、推行法治,是中东地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

美索不达米亚城邦时代,统治者往往以自身城邦守护神的名义进行统治,如巴比伦国王罕莫拉比以马杜克神的代理人身份颁布法律。波斯帝国时期,大流士国王自称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代理人,以琐罗亚斯德教的法律对波斯社会进行统治,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加以保护。

萨珊王朝的开国君主更是声称:“国家与礼法是双胞胎,礼法是国家的基础,国王是礼法的实施者”。政法关系的互动构成了萨珊王朝政治统治的主要形式,并深刻影响着伊斯兰时期的政治实践。

最后,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纽带得到强化。尽管中东大一统国家的构建走向成熟,但是其统治理念依然保留城邦、部落社会时就存在的个体主义与平等观念。再者,军队是中东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支柱,而农村人口构成了国家的主要兵源。统治者不得不为笼络民心而设立倾听民众请愿的机制。

由于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民众的态度息息相关,民众也往往会利用请愿的方式,申诉冤屈,让统治者履行公平正义的职责。比如,阿卡德人统治时期,国家设立了皇室法庭,专门处理来自下层民众的请愿以及投诉,民众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让自身的冤屈上达天听。

另外,据尼扎姆·莫尔克的《治国策》记载,萨珊王朝阿努细尔旺国王执政时期,泰西封的皇宫定期开放,为前往首都伸冤的民众提供方便。同时,法律规定,地方官员不得阻拦前往首都请愿的民众。不过,对于请愿者而言,他们渴望得到的,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判决,他们更希望统治者用心倾听他们的故事,以表明统治者对下层民众的尊重以及平等看待。

三、伊斯兰模式的正义观

伊斯兰模式的政治共同体始于先知订立的《麦地那宪章》,它规定了穆斯林(公民)与非穆斯林(非公民)在一个城邦社会中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概括来说,它包含两条原则:平等原则和普世原则。

平等原则是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在伊斯兰城邦当中享有平等地位,服从城邦基本法——古兰经的指导,每个人根据能力的大小获得相应的职位。普世原则是指无论哪个地区、哪个部落的人,接受了伊斯兰的法律以及治理模式,就可以成为伊斯兰城邦的一员,参与到城邦(麦地那)的治理当中。

虽然理想的伊斯兰模式随着先知的去世以及后续的领导者缺乏权威而变得难以实施,但是这两条原则逐渐在中东地区深入人心,成为中东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模式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严格的等级秩序,让中东地区的社会活力空前爆发,使伊斯兰城邦得以吸收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地的文明成果,创造出辉煌的伊斯兰文明。

实际上,伊斯兰讲求平等以及普世的观念,与古中东社会强调等级与秩序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很快就随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受到猛烈冲击。早在伍麦叶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波斯的正义观念就已经对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和政治运动产生了影响。

哈里发们的职责一如古中东的君王那样,充当“宗教的支柱”,代天牧狩,发展社会经济,同时保护弱势群体。比如,穆阿威叶就被人称为“庇护者”;人们拥戴阿卜杜·马立克(685-705在位)为哈里发的时候,像古人们尊奉巴比伦或亚述的国王那样,宣称他“可以为臣民祈求甘霖”。而那些反抗伍麦叶王朝的人,就会反着运用正义观念,宣称哈里发暴虐无道,横征暴敛,无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帮助。

而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大量任用波斯人作为官僚的做法以及波斯语的复兴,进一步改造了伊斯兰模式的政治正义观念。话虽如此,伊斯兰模式的正义观与古代中东的政治治理理念可谓一脉相承。用学者Tufail Ahmad Qureshi的观点来说,伊斯兰模式的正义观念就是:不要不公正地待人,也不能忍受不公正对待。

四、公平循环论的形成与发展

伊本·古太白(828-889)是第一个借鉴波斯、希腊政治理论传统把政治正义的观念梳理成环形理论的学者。在其小册子《信息源泉》中,古太白写下了四行字:

没有人民就没有政府

没有财富就没有人民

国家不繁荣,就没有财富

没有正义与好的政府就没有繁荣

伊本·古太白强调了政府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只有有了好的政府,社会的繁荣才有保障,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税收支撑进一步的发展,人民才会幸福并乐意支持国家政权。该理论影响了之后数个世纪的伊斯兰学者的理论阐述传统。

阿拔斯王朝衰落以来,综合了希腊政治学、波斯策论与伊斯兰法理学的伊斯兰政治哲学(“第二导师”法拉比是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兴起。此时,托古人之名阐述自身政治理想,并将之理论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比如,菲尔多西的《列王记》( )赞扬了凯·霍斯鲁、马其顿亚历山大以及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的功绩,并歌颂了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学识。他本人也借萨珊国王阿努细尔旺之口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念:

他让这个世界的四面八方充满了正义

他把贫瘠的土地培育成肥田沃土

大小生灵栖息于荒地之上,无忧无虑

羊群与狼群共食一槽

在菲尔多西的努力下,前伊斯兰时期的政治理想以及正义观念逐渐复活,融入到伊斯兰模式的语境之中。而与菲尔多西同时期的伽色尼王朝历史学家贝哈基在其巨著《贝哈基史》( )当中,开篇即讲述了受亚里士多德指导的亚历山大与波斯国王阿尔达希尔两位理想君主各自的特点,为伽色尼苏丹马合木提供榜样。

希腊政治学与波斯策论在伊斯兰政治正义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于是,希腊、波斯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伊斯兰的框架下得到了整合,逐渐演变为两种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交融的学术传统。不久,伊本·古太白的环形正义理论被追溯到了阿尔达希尔,而亚里士多德则成为了另一个环形理论的鼻祖(最初被收录在10世纪左右的阿拉伯语著作《扑朔迷离》( )中):

世界是一座花园,王朝是藩篱

王朝是权威,让礼法得以延续

这些礼法是一种治理模式,由主权者实施

主权者是牧羊人,士兵们辅佐他

士兵是辅弼,要用财富供养他们

财富就是生计,由人群提供

人群是奴隶,服务于正义的事业

正义是一套规范,它通行世界

以上两套理论普遍为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与统治者所引用,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著名哲学家凯·卡乌斯的《卡布斯教诲录》、尼扎姆·莫尔克的《治国策》,甚至伊本·海勒敦的《历史绪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正义观念环形理论的影响,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政治历史形势进行分析。

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三大伊斯兰帝国的兴起正是公平循环论的具体实践。

以维护稳定与秩序、同时协调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任务的帝国,一方面十分注重国家机关的效率以及统治者的才能,在人才的选拔上往往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法治建设,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以伊斯兰法作为媒介加强社会内部的团结,至少从理论上维护帝国臣民与统治者的平等地位。同时,在维护农业基础的情况下,有限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财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像吉纳尔·扎德这样的学者对公平循环论有了更新且系统的见解,从社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上看待和谐秩序的构建,为奥斯曼帝国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解释。

五、结语

由于自成一系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东地区有一套不同于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治理模式以及传统。相对于东方的大一统以及西方的个人主义,中东更偏向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

伊斯兰“不要不公正对待他人,也不要忍受不公正”的政治正义观念与中东政治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试图在小共同体(城邦-部落)与大一统国家(帝国)之间树立一个平衡的标准,防止民众、军队、统治者之间任何一方权力过大的情况的出现,破坏脆弱的政治生态。

因此,对于中东而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更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应该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方面在资源的支配上掌握更大的权力,都不可避免地让中东的社会陷入混乱,财产得不到保障,社会发展倒退。

纵观伊斯兰以来的中东历史,统治者权力弱小之时,国家分崩离析;军队弱小,则外族入侵;而民众的力量弱小,则经济生产活动停滞不前。而如果统治者的权力过大,那么政府就会陷入腐败;军队的力量强大,会形成游离的特权阶层,政府的政令没有办法得到有效推行;民众的力量强大,则脆弱的社会就会陷入此起彼伏的叛乱中,破坏国家秩序。

就公平循环论的内涵而言,中东似乎既不需要强国家,也不需要强社会,而需要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治理模式:以礼法为社会整合的支柱,统治者、军队以及民众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统治者加强与民众的沟通,认真倾听来自社会的需求,并履行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与人民幸福的义务。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模式的大规模引入以及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平循环论逐渐淡出了统治精英的视野,西方的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

然而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而言,公平循环论并没有失去其分量。相反,随着中东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传统政治理念在中下层民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

他们反对“西方模式”的国家政权支持资本家以及大地产所有者的发展而忽略了农民个体的需求,希望政府能够履行正义的原则,更多关注社会力量的均势与平衡,而并非为了增加收入而单方面扩大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对资源的占有权。

然而,在中东,无论是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或者是独裁政府,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缩小贫富差距以及保障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利等方面却乏善可陈。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公平循环论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民众更加关心的,可能不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他们关心的,是这些政权组织是否尽到了对民众所应尽的义务,即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上下之间的心灵相通。

原标题:个体与集体的平衡之道:传统伊斯兰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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