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家的“改革开放”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却能成功?
来源:瞭望智库 2018/11/05 10:51:30 作者: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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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推动国家成功的关键到底何在?改革开放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又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案例似乎表明,只要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带来国家的成功。

然而真的如此吗?

9月25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七讲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主题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这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那么,推动国家成功的关键到底何在?改革开放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又该如何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库叔今天就带来这篇演讲,供各位读者参考分析。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哪个任何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不过,中国过去四十年的个案是否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里,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者是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由于时间有限,我这里只以两个时期为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在埃及,19世纪中叶,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开始进行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的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托曼(奥斯曼)帝国在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1878-1944) 曾仿效西方,对伊朗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在中国,清王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后,它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开始经济改革。同样在1980年,数个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在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开始改革;印度也开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1986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开始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已经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模式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失败了,有些还败得很惨,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在图一中,26个国家的增长曲线挤在一起,遮蔽了一些表现极差的国家。图二,把9个这样的国家摘出来,它显示,与35年前相比,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其中4个国家的水平不升反降。最惨的是乌克兰,2018年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居然如此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十分常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恐怕十分罕见。难怪西方主流媒体不会告诉大家,按照他们的方案进行改革开放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上面的对比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问题是,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一个飞跃?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要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第一大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齐全完整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前共和国的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关于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关于这个问题,我前不久在另一个场合专门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二类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原因其实蛮简单,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利益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调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和、减轻随利益重组而来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成功。换句话说,我今天的论点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是相当难的;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样东西至关重要,即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关于基础性国家能力,我已经在多本书籍与多篇论文中详细讨论,这里也不再重复了。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说起: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到后面。关于东西方之间出现过一次大分流,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分流发生的时间与原因。有些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经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就是关于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不管持哪一种看法,大家也许都会同意,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才是真正的分水岭。

我们应该看一看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是否发生过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东方却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也许与工业革命有关联,因为时间上的先后预示着逻辑上的因果。

回头看,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欧洲出现的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太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人均GDP年增长速度从1000-1500年间的0.12%上升到1500-1820年间的0.14%,差别只有区区0.02%。不过,随着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从1820-1870年是0.98%,1870-1913年达到1.33%。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两次大战,增速下降到0.76%;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元年时,西欧的人均GDP是576,中国是450;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450,几乎没变;但是欧洲下跌到427。这就是说,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恰恰是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近现代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欧洲与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经济几乎不增长;而近现代国家出现之后,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关于这一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看得很透彻。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生活的时代比霍布斯晚了一个多世纪。流行的理论告诉我们,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但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话,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

“政府总是软弱无力。经过好久之后,政府才能保护人民劳动的果实,使其不受附近人的侵犯。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因为这时候懒惰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依靠勤劳者以为食,把后者所生产的东西消耗掉”。

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

“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

暴力在斯密眼中是如此关键,以至于他概况道:

“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

“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 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况此后发生的事:

“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上段话提到“绝对王权”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fiscal military state)替代。哈佛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亨歇尔(Nicholas Henshall)在1992年出版的《绝对主义的神话:现代早期欧洲王权的变与不变》一书中也指出,“绝对主义”的提法相当误导,同样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因此,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做“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正是“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做“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MichaelRoberts)于1956年提出的。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辩论,大部分相关学者现在都同意罗伯斯的看法: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组织、军队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GeoffreyParker)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

“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他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

帕克的这句话说得十分直白。其它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例如,美国最著名的国家构建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作中会提出下面这个等式:

军事化(Militarization)= 文明(Civilization)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capacity),而他讨论开战能力那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作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从表三可以看到,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莫里斯的估算并非凭空而来。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表四涵盖5个欧洲国家,从中可以看到,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

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也许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但一个很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战事频繁就会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

有人根据史料绘制了图三,其中深色线条代表中国,浅色线条代表欧洲。据分析,在1450-1550年间,中国战事不多,军事创新停顿;而同期西方战事频繁,大战不止,激发军事创新加速;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这一止一进,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少,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分流的时点,或更具体地说,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也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如果细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知道,虽然其第五篇第一章题为“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实际上论证的无非是: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

“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

斯密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专业的警察。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在伦敦,并很快普及到英美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可以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差不多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也沦为殖民地。

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比利时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占当地人口约一半左右;即使活下来,很多人都受到殖民者的砍手惩罚,因此断手之人随处可见,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当然,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据说,李鸿章会见比利时谈判代表团时吃惊地说,“我还以为非洲人都是黑皮肤的”。在1901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比利时在中国天津建立租界,面积740亩,一直维持到1929年。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曾引用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的话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依据大量19世纪的材料,在列举殖民主义的斑斑劣迹后,马克思本人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殖民主义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是大规模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早进行奴隶贸易的正是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西班牙与葡萄牙从16世纪初就开始长途贩卖奴隶;荷兰、英国、法国紧随其后,并把奴隶贸易的规模越做越大;后来,其它欧洲国家卷入奴隶贸易,包括丹麦、挪威等国。那时,在西方语言中,factory这个词通常是指非洲沿海设立的奴隶贸易据点,还没有工业生产场所的意思。

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当奴隶,部分学者估算的数据更高;加上在航运与贩卖过程中死亡的奴隶(约1000万人左右),非洲人口损失可以高达3000万。有学者估计,17世纪初,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是18%,但300年后,这个比重跌至6%;而在此期间,欧美的人口翻了好多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也谈到奴隶贸易与原始积累的关系: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他特别以英国商业重镇利物浦为例,指出

“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

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

威廉姆斯的观点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辩论。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他的研究方法看似不怎么先进,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与经济研究能够推翻他的基本判断。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莱克本(RobinBlackburn)1997年出版了《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对奴隶制与英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讨论。他指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在此意义上,这个因素

“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长期以来,在美国研究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神话:奴隶制及其作用仅限于美国南方;而事实上,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事实: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而不是新英格兰的梅里马克河两岸(人们通常认为梅里马克河沿线的纺织业在美国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而不是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说的那样源于铁路;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与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意味着,空间距离并未将奴隶制的受惠者仅限于南方的庄园主;恰恰相反,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总而言之,奴隶制对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内战打响前几年,南方杂志《狄波评论》( De Bow'sReview )刊载的一篇题为“北方与南方”的文章,会把奴隶制称之为“北方繁荣的奶娘”;为什么《棉花帝国》的作者、美国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者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会将自己编辑的一本有关美国经济发展史的新书命名为《奴隶制的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

“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正如彭穆兰所说,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会出现所谓的“大分流”。欧洲国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呢?一位英国议员斯塔普雷顿(Mr. Stapleton)在1873年向其选民说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欧洲人的紧迫感:

“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大的制造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真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赢得竞争。”

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而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曾在北美与南美参与殖民扩张的英国冒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Raleigh, 1554-1618)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据说,这句对女王产生了巨大的触动,使其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更不要提对印度贸易的垄断。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两度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督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Pieterszoon Coen)以冷酷无情著称,其基本信条是:暴力乃获取利润之必要条件。他在1614年给十七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的决策中枢机构)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阁下们,根据经验,各位应该知道,只有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为驱动和维持与亚洲的贸易提供保护,而这些武器则必须由贸易的利润来支付。也就是说,没有战争就无法进行贸易,反过来,没有贸易也无法进行战争”。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如果本地人不愿与之往来,它们就用枪炮轰开市场的大门,并把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强加给对方。鸦片战争就是它们开拓市场方式的范例。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于17世纪下半叶活跃与伦敦金融城的商人兼政客、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帕皮隆(Thomas Papillon)在1696年出版过一个著名的小册子,题为《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这个标题足以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的重要性。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巅峰时期曾有7万雇员(其中五分之一是雇佣兵),据估算其市值相当于今天的7.4万亿美元,是苹果公司市值的近八倍,被人称之为有史以来市值最高的公司。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荷兰称作“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马克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描述也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

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

“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

难怪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

“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只是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d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还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更何况,当时的很多组织的性质是混杂的,既是商业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如各种军事化的海外垄断性贸易公司。此外,战争本身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商务机会,例如大小规模的军品生产,陆军与海军的补给,建造战舰与堡垒的承包商与分包商,跨国银行服务,以及尾随军队、提供服务的商贩等等,这些生意的经营者往往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职与退役的士兵与军官可以利用自己在军队获取的组织能力,游走于军队与公司之间,变为叱咤商海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历史研究也发现,那时

“企业家通常出现在商人或军队之中。军事领导人特别合格,因为战争经常是出于经济原因而进行的。 在战斗中设计并执行成功战略的指挥官们往往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但也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的角色。关于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般的教科书会抽象地谈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完全剥离了这些因素与暴力的内在关系。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毫无色彩的抽象名词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斯坦福大学的印度裔英国史教授普里亚·萨提亚(Priya Satia)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其书名就清楚点明了暴力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枪炮帝国:暴力造就工业革命》。这当然不是新观点,布莱克本在《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的最后一段话中也总结道:

“英国工业化的道路之所以平顺,是因为它会毫不犹豫地、无情地使用暴力开路”。

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

“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不管作不作道德上的判断,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因为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就需要国家增强其汲取能力,或更直白地说,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让政府学会如何筹钱。关于汲取能量的重要性,早在16世纪,现代国家刚刚萌芽之时,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之父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几本著作中谈及税收与战争问题,其名著《共和六书》中有句名言:

“财源即国家之神经”。

这句话此后不断被人引用,尤其是在17-18世纪,当军事革命突飞猛进、殖民主义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

比博丹晚半个世纪的霍布斯对战争与税收也非常关心,他在英国内战前后出版的多部著作都涉及税收,而且他只要谈起税收的必要性,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提及战争:

“主权者针对人们资产征收的税款只不过是主权者维护和平、提供防务的代价。”

“关税与贡赋只不过是对那些武装起来、守护我们的人进行的奖赏,因为分散的个人无论付出多少精力、作出多大努力,也无法抵御敌人的入侵。”

“主权者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税收只不过是种工资,付给那些手持公共之剑、为各行各业保驾护航的人”。

回顾17-19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蒂利对此的概况十分到位:

“在这个千年(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量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了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也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以人均上交白银的重量公克计算)明显上升,从1650—1659年的38.7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1820—1829年)达到315公克。而同期,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太多,人均税收都翻了很多番,只是有些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的汲取能力比别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国、西班牙、荷兰)增强的速度更快(见表五)。可见,国家汲取能力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简单副产品。人均税收水平提高,这些国家的税收总水平当然也相应大幅提高。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与英国与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考虑到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傅瑞斯(Peer Vries)估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税收不会超过3亿两白银,这是非常高的估计,远高于其它学者的估计,如张仲礼、李中清、王国斌、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却实在太低:3亿两约为110亿公克白银,而中国当时的人口已达3.5-3.6亿,即人均税收是约30公克白银,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作为反面的例证,毛里西奥·瑞尼茨门(MauricioDrelichman)与汉斯-约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2014年出版的专著发现,由于有意外之财(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作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图四显示,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

“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剑桥大学的韩裔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夏淮有一本书的标题是“踢开梯子”,说的是,发达国家昔日借助某些梯子爬到了今天的高度,现在却一脚把梯子踢开,转而向发展中国家兜售所谓“好制度”、“好政策”。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切不可上当。

原标题: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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