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新闻界“赶走”一战真相
来源:青年参考 2018/11/18 10:41:11 作者: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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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美国人举着刊载失实报道的报纸提前欢庆一战胜利。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施加限制。

美国人举着刊载失实报道的报纸提前欢庆一战胜利。 图片来源 美国“历史”网站

菲利普·吉布斯

威廉·比奇·托马斯

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士兵发起冲锋。图片来源 英国广播公司

美军士兵举行胜利游行。 图片来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

100年前的那个“双十一”是个大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天落幕。

在刚刚过去的11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旅程。两人参观了一节陈旧的火车车厢,它1889年生产于法国,编号2419D,原本是贡比涅马车公司的财产,曾在多佛海滨运送乘客和牛肉。如今,它作为纪念馆,静卧在贡比涅森林里。

平时,经常有游客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博物馆的职员,为什么各国选择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而不是在宏伟的要塞或金光闪闪的宫殿中,结束“现代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

游客们的困惑是当代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体印象的缩影。在欧洲和美国,公众只知道一战是一场“漫长残酷而不失伟大的战争”,对其细节所知不多。在美国20世纪参与的重大战争中,一战是唯一一场在首都华盛顿没有纪念碑的。在民间,一战也很难唤起深刻的敬畏乃至反思,描绘那场发生于一个世纪前的战争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屈指可数,相关书籍多年没出几本新作,就连游戏公司也是在百年纪念日之际,才想到制作几款以一战为背景的游戏。

这种现象与技术限制有关——一战留下的“物证”远没有后来的战争多。不过,一个重要因素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参战各国想方设法将战争真相“赶”出了报纸头版。

一战战地报道在各国遇阻

英国1914年8月投身于一战时,主流报刊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何等严峻的挑战。弥漫于编辑部中的观点是:“战地记者”很酷,能与骑兵军官称兄道弟。《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老板诺斯克利夫勋爵命令手下“赶紧去买马”,并向政府报告。

英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防范,比其他参战国慢了半拍。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立刻发布《媒体指南》,对战时新闻报道加以限制。法国重拾第二帝国时代的传统,《鸭鸣报》描绘了一位穿军装的老妇人拿着剪刀,在许多报纸上剪出大洞。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到一周,时任总统威尔逊就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是拥护政府的记者乔治·克里尔。加拿大立法机关在战争开始不到3周时通过了“战争措施法”,明确指出,政府需要“对出版物、文字作品、地图、照片、通信和其他传播方式进行审查、控制和禁止”。

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施加限制。英国议会通过《国土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口口相传或书面形式,散布可能导致军队或平民不满或惊慌的消息”。

在此之前,为民族主义激情感染的媒体人就开始积极配合政府了。《泰晤士报》记者亚瑟·摩尔报道1914年8月英法军队的撤退时,用积极乐观的笔调写道:“让我再说一遍,纪律没有丧失,没有恐慌,没有认输。每个人的情绪都是甜蜜的,没有神经紧绷。小伙子们平静而愉快。”“相信将军们。”诺斯克利夫勋爵如此概括舰队街(英国报社集中地)的立场。

作风古板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一度认为,只有士兵才属于战区,记者根本不该出现在前线。《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和《每日邮报》的罗勒·克拉克蔑视禁令,顶着“新闻歹徒”的称呼潜入法国发回报道,随后双双被捕,并被警告:若再犯便会被枪毙。

战争没有像乐观者预期的那样在同一年的圣诞节前结束,伦敦感到有必要借媒体之口安抚民众。1915年6月,6名英国战地记者抵达前线,吉布斯也在其中。英国陆军司令部称他们为“会写作的狗”。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几位记者获得战时采访许可,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注视下,以确保只有军队和政府觉得不错的内容才能披露给读者。

这些幸运儿来到距离加莱约32公里的圣奥梅尔,受到西线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欢迎。这位陆军元帅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他“信任记者们的荣誉感和忠诚”。然后,采访团入驻附近村庄的一栋老屋,算是有了临时住所和办公室。除了军方派来的专车和帮他们跑腿的卫兵,还有一群军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上前线,为的是提前了解记者们想写点儿什么。

政府、军队和媒体达成默契

环境使然,战地记者很容易被军队“同化”。他们统一换上军官制服:卡其色的外套和领带,长裤塞进长靴里,尖顶军帽在危险时刻可以换成钢盔。所有人都获得了上尉的荣誉军衔,除了绿色的袖标,和真正的军官别无二致。

不仅是外表,记者们的思维方式也很快就和周围人一致了。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撰稿的威廉·比奇·托马斯堪称典型。1915年8月4日,当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两军在夏季的暴雨和泥塘般的战壕中对峙时,他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烤鸡肉和煎炸的土豆嘶嘶作响时,偶尔会有一枚子弹砸在战壕上……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是英国军队中最优秀、最骄傲的老兵,跟任何部队相比,他们都是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战时新闻管制确实有必要性。1915年5月,英国人管不了的《纽约时报》曝光了“勇敢的小伙子”遇到的大麻烦:英军炮弹短缺。报道在伦敦造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冲击,阿斯奎斯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大卫·劳合-乔治进入内阁,随即取阿斯奎斯而代之。

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有较强的默契,甚至不惜掩盖和歪曲事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与索姆河战役有关。这场会战自1916年7月1日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总共300万人投入战斗,死伤者达到了7位数。仅在战役第一天,就有1.9万名英国士兵丧生,3.8万人受伤。有评论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效的杀戮。

在此期间,为了不给前线部队“添麻烦”,记者们遵照指示留在宿舍里,只能通过军方公告了解战斗进展。于是,远在大后方的读者们被告知:“这对英格兰和法国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在战争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菲利普·吉布斯的稿件这样写道。

《曼彻斯特卫报》转载了这则报道,在标题中宣称“我军伤亡不重”:“第一天的攻击非常令人满意……军队不再用刺刀突击;而是一种缓慢、持续、有条不紊的推进,可以挽救生命。”英国的所有报刊都对索姆河战役做了类似描述,让民众满心以为军队打得轻松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记者们被允许外出观察战斗,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腔调,即便目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伤亡,也没有任何改变。

时隔多年,一些曾经的战地记者对自己当年所写的内容“深感惭愧”。1925年,威廉·比奇·托马斯写道:“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错误和误导性的……实际上,(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和之后几天,我都寝食难安,因为那不是真实情况。”托马斯说,“头条新闻巨大的粗体字,外加我自己大大的名字,都无法减轻这种耻辱。”

1923年,菲利普·吉布斯以带有悔意的口吻说:“我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军人……我们是自己的审查员。”但他辩解称,自己试图“照顾那些儿子和丈夫在法国作战的人的感情”。

一战结束后,托马斯和吉布斯接受了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也有少数人如《每日镜报》的编辑汉密尔顿·菲夫,将这一荣誉视为贿赂,这样的贿赂使他对目睹的一切保持沉默。

“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直到持续了上千个日夜的杀戮落幕,欧美各国的公众才渐渐了解到,堑壕战是多么恐怖,毒气、炮弹、机枪、铁丝网、疾病和泥泞怎样杀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1917年12月,劳合-乔治在菲利普·吉布斯的庆功宴上坦言,永远不应该允许公众了解这种“血腥生意”的本质。“如果人们知道真相,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细节可能永远不会为后世所知。除了约束新闻报道,各国政府还检查军人寄出的家书,以免泄露机密信息,或是打击家乡父老的士气。审查人员把敏感的内容撕掉或使用黑色笔涂抹,让无数记忆碎片就此消失。当然,由于这场战争太过可怕,战壕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向亲友提起自己到底经历过什么。

1918年,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表示:“当战争到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约翰逊因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到孤立,他对战争会掩盖真相的判断被证明颇有见地。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27年指出:“有关控制舆论的方式方法的所有讨论……证明民主浪漫主义轰然崩塌。”自那以后,各国政府的战时新闻政策花样翻新,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英国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说,“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落幕。此前4天,美国人见证了这次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报道失误:前线军官误读了一条宣布局部停火、以便德国代表团前来谈判的消息,结果,11月8日的各家报纸就刊出了“战争结束”的大标题,引发举国狂欢。

辟谣姗姗来迟时,许多人早已陷入宿醉。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些愤怒的民众撕碎了报纸。“虚假报道是可怕的,该对它们负责的人只比罪犯稍好点儿。”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写道。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再次传来。战争真的结束了,但庆祝活动明显冷清了很多。民众耗光了激情,而后,他们渐渐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代价。

原标题:欧美新闻界“赶走”一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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