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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江到南渡江 ——中共琼崖特委重建电台纪实
来源:南海出版公司 2018/12/17 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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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叶佐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的机要工作》中记述: 这些密码有的是李少青同志留下来的,有的是电信联络中断后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送来的。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抗战胜利后,中共琼崖特委在上级党委的协助下重建电台,最终成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中共琼崖特委使用电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9 年 10 月。最早的一部电台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送来的 15W 手摇收发报机。中共琼崖特委的电台曾于 1940 年 1 月 20 日①,在琼山县树德乡大水村的一个大祠堂里,第一次与延安台接通了密码通信联络。自 1941 年夏,电台遭敌人破坏以后,为了重建电台,中共琼崖特委多次派交通员和干部出岛寻求上级党组织的援助。但由于日军对琼州海峡实行严密的封海措施,他们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牺牲了。上级党组织也曾尝试给中共琼崖特委送电台,由于无法突破日军的海上封锁,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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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代表在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投降文书(图片来源:国际在线网)

1945 年 8 月的中下旬,一个来自缴获的国民党军文件的消息,震动了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层。这个消息就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已宣布向盟军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已结束。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独立纵队司令员和政委的冯白驹提议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商讨紧急对策①。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抗战结束后,国内的斗争形势必然会发生重大转变,但我们要做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各支队除了准备就近向日伪军受降外,还要防止亡我之心不死的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二是要尽快取得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以扭转与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没有直接联系的被动局面。冯白驹提请会议讨论“重建电台问题”,与会同志很快达成共识,一致赞同冯白驹的提案。同时,会议决定派遣中共琼崖特委秘书的林树兰代表特委渡海去东江纵队,请求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和广东区党委协助中共琼崖特委重建电台,并通过广东区党委的电台向中央报告琼崖的革命形势和面临的困境。

①另一说根据《解放争战时期琼崖纵队的机要工作》,时间为:1939 年 10 月。

8 月底,林树兰由南方局的联络员符气岱(符铁民)带领,从总部所在地的白沙县阜龙乡出发,马不停蹄,途经儋州、临高、澄迈、琼山、文昌五县,在清澜港乘坐湛江来琼运载椰子和椰棕的机帆船过海,再从湛江搭坐私人自行车和人力轿子,一站一站地向东南方向行进。在江门转乘小客船去澳门,再从澳门乘坐班轮过香港,在港停留几日,确认了广东区党委的驻地后,从西贡乘渔船过大鹏湾,到达南方局、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马栏头村。全程历时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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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树兰(图片来源:林少强提供)

①抗日战争结束时的中共琼崖特委组织架构:特委书记为冯白驹,副书记为李明(林李明);常委为冯白驹、李明、王白伦、陈乃石、庄田;委员(以上常委均为委员)为肖焕辉、吴任江、李振亚、王月波、陈石;候补委员为马白山、王乃策、符思之、符哥洛;组织部部长为王白伦(兼),民运部部长为肖焕辉(兼),宣传部部长为李雨枫,妇女部部长为余珍,工农部部长为肖焕辉(兼),特委秘书为林树兰。(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组织史资料》)

之后,林树兰和早期到达的陈乃石在广东区党委秘书长黄康的引领下,见到了尹林平。他们首先向尹林平转达了中共琼崖特委、独立纵队领导冯白驹、林李明、庄田的问候,随后说明了此次前来的目的。尹林平同志热情地说:“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将尽我们的能力协助你们。琼崖的同志过来不容易,你们可以直接向党中央报告琼崖的斗争形势。”林树兰起草了一份电报稿:

中共中央、毛主席,目前琼崖斗争形势很好,但电台遭敌人破坏,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系,我们迫切需要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请求中央帮助我们恢复电台联络。①

几天后,尹林平向林树兰转达了中央回电的主要内容:东江纵队司令部并转林树兰同志,你们的电报已经收到,中央责成尹林平同志尽快帮助琼崖独立纵队恢复无线电通信联络。随后,尹林平召集东江纵队有关人员   宣布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定由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杜襟南全权负责此次行动。

光荣的使命

根据尹林平的要求,杜襟南拟定了协助琼崖独立纵队重建电台的方案:设备按一个基础电台所需的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一组电池及必备零部件购置;技术人员亦按一个基础电台所需人员组成,即从报务和机要两部门挑选具有较高业务水平、较强独立工作能力和较善于传授专业知识的能力,且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单独应付复杂局面的同志执行此次任务。

①1984 年海南军区通信兵史编写组访问林树兰获得的口述资料,由王禄贵记录整理。

经过严格的挑选,赴琼人员的名单决定下来了,他们是:报务员张婉玲、陈焕楷,机务员梁方明,译电员叶佐平和黄磊(黄少英)五位同志。尹林    平和杜襟南分别向各位同志传达了组织上的决定。之后,各位同志先后抵   达香港,开始了赴琼前的各项准备。

张婉玲(后改名张小章),香港九龙人,15 岁时跟着姐姐张婉华参加了港九工会组织的歌咏队,鼓动民众抗日救国。

香港沦陷后,姐妹俩一起

参加东江纵队下属的港九抗日游击大队。之后学习电台报务,学成后留在司令部当报务员,专门负责与延安台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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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磊(左二)和她的同事们(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向张婉玲宣布组织决定的是尹林平,他郑重地对张婉玲说:“小张,党中央来电责成东江纵队派人赴海南岛帮助琼崖独立纵队重建电台与延安党中央恢复联络,我们考虑派你去,因为你与延安常有联络,熟悉情况。你的任务,一是帮助琼崖独立纵队与延安的联络沟通,二是培训出一批电台骨干。这项任务是光荣的,但也很艰巨,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张婉玲对尹林平说:“尹政委,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梁方明在《历尽艰难险阻赴琼崖帮助琼纵建无线电台》的文章里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1945 年底的一天,尹林平政委把我叫到司令部。他说“:琼崖纵队的电台台长因病牺牲了,琼纵和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了很久。总部决定派你和几个同志去支援琼纵,迅速把电台建立起来。”林平同志想了想又说,“琼纵缺乏电讯干部,司令部的命令下达到支队都很困难。因此,你们到了琼纵后,还要培养ft一批电信人才。方明同志,党交给你这个任务是很光荣

的,我想不用多解释你也明白。”林平同志似乎看ft了我的心思,又补充说:“机器由琼纵的同志负责从香港起运, 你们只要安全到达琼纵就行了。”

几天后,梁方明从大鹏湾坐船到了香港。陈焕楷接受任务后于 1946年 1 月初来到香港。

向叶佐平交代任务的是杜襟南,叶佐平在《战斗在天涯海角》中记起:

一天,领导突然找我去谈话。杜襟南同志对我说,琼崖特委派林树兰同志到省委汇报工作,迫切要求中央派机要、电台人员去帮助琼崖纵队沟通同中央的联系,中央责成广东区党委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省委决定派我到海南岛去。

杜襟南同志还说,琼纵早在 1941 年一次敌人的突袭战斗中,就丢失了电台,从此就和延安失去了电讯联系。此后为重建电台多次派同志ft 岛,都在途中牺牲了。我们的交通员尝试过带电台过去,也未能成功。树兰   同志说,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还是从缴获的国民党文件里获悉的。

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困难而又光荣的使命推给别人,我只能回答: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去。

叶佐平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和恋人黄磊一起远赴琼崖。

向黄磊宣布总部决定的是杜襟南。“少英同志,组织上考虑了叶佐平的请求,决定派你到琼崖去支援琼崖独立纵队重建电台。你熟悉明码,可以在接收新闻和教学方面发挥你的优势。还有,你和叶仔(叶佐平)的关系,组织上也已批准。”黄磊面带红晕,激动地握着杜襟南的手说“:感谢组织的关心,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叶佐平和黄磊接受任务后,于 1946 年 1 月上旬先后来到香港。自此, 五名接受援琼任务的东江纵队电台精英在香港集结完毕,只待一声令下就奔赴琼崖。

1946 年 1 月下旬,一个特别的会议在香港九龙城张婉玲的家召开。参加会议的是五名赴琼的电台精英,会议召集人是东江纵队机要科科长杜襟南和中共琼崖特委的代表林树兰。杜襟南首先向大家正式介绍林树兰:

“从今天起,赴琼援助琼崖独立纵队重建电台的行动将由林树兰同志负责,东纵的同志要给予全面协助。”

杜襟南随后向林树兰一一介绍五名同志:“先介绍两位女同志。这位是张婉玲同志,中共党员,九龙人,今年 21 岁。东纵司令部报务员。”张婉玲站起来,林树兰与她握下手说“:欢迎你到琼崖独立纵队工作。”

“这位是黄少英同志,中共党员,台山人,今年 20 岁。东纵司令部译电员。”林树兰握住黄磊的手说:“琼崖独立纵队欢迎你。”

“下面这两位是陈焕楷同志和梁方明同志,都是中共党员,都是抗战初期参军的广州青年。焕楷 21 岁,东纵司令部报务员。方明 25 岁,东纵司令部机务员。”林树兰与二人一一握手:“欢迎,欢迎二位到琼崖独立纵队工作。”

“最后这位是叶佐平,宝安大鹏人,中共党员,23 岁。东纵司令部机要员。”林树兰双手握住叶佐平的手,激动地说道:“欢迎到琼崖独立纵队工作。”此时的叶佐平不会想到,他此后的革命生涯和海南岛再也分不开了。

介绍完五名同志,杜襟南将五人的组织关系交给林树兰。

张婉玲起身一边给大家添茶,一边开玩笑说:“老板,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你的人了。请多多关照!”原来,这段时间琼崖独立纵队与东江纵队的   驻港人员经常在张家碰头,大家已十分熟络,张家人戏称林树兰“老板”。

“欢迎各位同志到琼崖!琼崖独立纵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大家的生活,保证各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林树兰郑重地说。接着,杜襟南和林树兰分别介绍了赴琼行动的安排。

“我和树兰同志研究过了,准备分两批走。叶仔和三黄(黄磊)第一批,   拟由云涌同志带领,第一站是澳门,由澳门的同志安排去湛江,那边有琼崖交通站接应,再转去海南岛;第二批婉玲、方明、焕楷由树兰同志带队先到澳门,再伺机去湛江。这边的行程大致就是这样,”杜襟南接着说“,大家的身份我们考虑叶仔和三黄是华侨夫妇回琼探亲。婉玲、方明、焕楷,你们   三人是单身回琼祭祖,各人互不相关。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了身份证明和   家庭地址,会后自己熟悉一下。你们自幼居住在香港,不会说海南话。”

杜襟南又说:“现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发动内战是不可避免了。国民党的第四十六军已经调入琼崖,广东的张发奎也在调兵遣将,对解放区展开包围,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国民党军已经接管广东的海防, 已加强了对琼州海峡来往船只的检查。同志们这一路有可能会遇到险情,   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林树兰接着说:“杜科长的分析很正确,当前的形势给我们这次的行动增加了很多困难和风险。但是,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做好防范,困难应该   可以克服,风险也应该可以降低。这段时间,在香港的琼崖同志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都做了分析,设计了多个方案,有走水路的,有走陆路的。水路怎么走,陆路怎么走,都有了预案。细节上譬如人员分散行动,设备与人   员不同船、不同路等,能够以防万一。加上还有有经验的交通员带路,同志   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冯白驹同志交代我们,紧急关头,就算牺牲我们的同志,也一定要保证东纵的同志们安全抵达总部。所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按照‘没有十分把握绝不冒险行动’的原则来进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琼崖方面,琼崖独立纵队上下对这次行动都十分重视。特委已严令琼山、文昌两县的负责人分别做好接应准备,无论同志们在琼山还是文昌的海边上岸,都有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乡亲接应。活跃在琼文地区的部队也严阵以待,防止顽军的骚扰。同志们上岛以后,就可以体会到白驹同志说的‘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琼崖革命特点。最后,还有哪些我们没想到的,同志们可以畅所欲言,提出来一起讨论。”

去琼崖的五个人里,叶佐平首先发言“:感谢冯司令员的关心。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琼崖独立纵队人了,完成这个光荣使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都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严酷时期,经受过敌、顽‘扫荡’‘围剿’的考验,

是残酷斗争的幸存者。内地这边,我们这些广东仔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至少语言交涉我们更加方便。遇到险情只要冷静应对、随机应变就可以化险为夷。琼崖那边,我们会配合好琼崖的同志一起行动。”

叶佐平曾被派到粤中珠江纵队工作,经历过像蕉山战斗①那样残酷的突围战。就像他说的那样,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因而对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显得很有把握。在此后赴琼途中,他沉着地应对意外场面,化解了危机,充分证明了他随机应变的能力。

黄磊知道叶佐平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但她还是用粤语故作认真地说“:全靠你了!”大家都笑了,气氛一下活跃起来。

杜襟南对叶佐平说:“叶仔,三黄交给你了,如果就你一个人回来,不要来见我!”众人又乐了。

后来事实证明此话差点成真。在琼崖的一年多时间里,五人中只有黄   磊遇险,且差点光荣牺牲,但那是后话。

张婉玲提了一个问题:“老板,琼崖独立纵队那边现在电台的情况怎样?我的意思是原有的人员和现存设备的情况。”

“小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简单介绍一下琼崖独立纵队电台的情况。抗战早期,廖承志同志给我们送了两套电台设备,先是一台手摇发电的 15W 收发报机,在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派来的唐以弟和李少青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与中央台的联络。这部电台后来在突围时损失了。另一部是 75W 大功率电台。由于体积大,又是汽油发电的,‘美合事变’后,我们失去根据地,总部经常移动,携带不便,燃油也不好得到,所以我们把机器分开,发报机埋藏起来,收报机随队行动。再后来,我们利用交

①蕉山战斗:1945 年 2 月,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广东省新兴县蕉山地区突破国民党顽军围攻的战斗。此次战斗,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虽然主力部队突ft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但是司令员梁鸿钧以下五十余人阵亡,团以下十余人负伤,损失枪支数十支,部队受到重大损失。

通员带过来的零件,自己组装了一台发报机,正好铁民同志带来新的密码和呼号,就在大家都在等待着与中央接上联系的时候,手摇发电机坏了。现在我们实际上有两台收报机作为新闻台,一台随总部,一台在文昌。不过,由于电池难于获得,两个新闻台工作很不正常。日本投降的消息先是从国民党的文件里得知,几天后符集庭同志才从新华社的新闻电讯里得到确认的。”

“那就是说,你们是听得到呼叫的?”婉玲问。

“对。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听到延安台的呼叫,但回答不了,干着急!” 林树兰接着说,“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台人员。刘成义台长是延安派过来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非常好的一个同志!但据刚刚得到的消息,   前两个月刘成义同志病逝了。报务员曾辉、唐以弟和译电员李少青,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过来的。因为丢失了电台,他们陆续调回去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自己也培养了一批人员,现在都在新闻台工作。这就是我们电台目前的情况。”

听完林树兰的介绍,杜襟楠接着说“:我向大家通报一下设备问题。这两天我和方明、林青在商量准备机器的事情,我们已列出清单。方明和‘细张’(东江纵队另一位机务员郑敏之同志)主张自己组装收发报机,这样可以装出更适合山地使用的机器。”

梁方明问道:“树兰同志,你刚才说你们自己组装过一台发报机,只是手摇发电机坏了。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带一些零件过去,说不定就可以复活。”

“那就太好了,又可以多一台机器用!”林树兰说。大家说着说着,话题就转了。

张婉玲提出丛林生活方面的问题“:听说热带森林有瘴疠①,有会飞的蚂蟥?”

①瘴疠,指感受到账气而生的疾病,亦泛指恶性疟疾等。

林树兰笑着说:“没有那么恐怖。热带丛林有山蚂蟥,不会飞,会爬。因为它个子小,爬上来时不易被发现,等你发现时它已经吃饱喝足了。这是比较讨厌的东西,但人总是有智慧战胜它们的。所谓瘴疠,那也多是传闻。   山蚊会传染疾病,奎宁是最有效的药物。山蚂蟥咬过的伤口,处理不当会感染、发炎,形成溃疡,我们叫‘烂脚’。所以,被山蚂蟥咬过的伤口,尽可能不要去挠,破了皮很容易感染,我们的土办法就是抹点香皂。这段时间,相信各位同志已经准备了一些丛林生活的药品和日用品,有备无患!”

天涯路漫漫

1946 年 1 月 22 日下午,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副支队长云涌带着叶佐平、黄磊启程赴澳门。在香港皇后码头,杜襟南、林树兰等目送叶佐平、黄磊和云涌登上港澳交通船“克里沙号”。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这一刻, 中共琼崖特委重建电台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叶佐平、黄磊与云涌抵达澳门,他们先是住进一家旅店。与柯平(柯正   平)接上头后,柯平认为旅店人流混杂,很不安全。为免不测,柯平要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住,过完春节再伺机出发。

柯平,广东海丰人,早年受彭湃影响,在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转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兄长柯麟一起, 先后在香港、澳门从事人员救援、物资转运等活动,为广东的东江、西江, 以及南路的抗日游击队提供后勤服务。

柯平家是一栋二层楼房,是南方局设在澳门的秘密交通站。柯平的公   开身份是经营土特产、中药材商人,是诚益行的经理,他有自己的铺面、仓库。抗日战争以来,我党利用日寇不敢占领澳门的原因①,设立了南光公司,南方局和广东各抗日武装人员的往来和物资的往来基本上经由南光公司。

①因日本在葡萄牙殖民地巴西有大量移民,故不敢贸然占领澳门。

2 月初的一天,在柯平的安排下,云涌带领叶佐平、黄磊搭乘一条客货混装的机帆船(我党的地下交通船)前往湛江。

马骝岛是港、澳船只过往江门、梧州、湛江的必经之处,岛上驻有国民党的缉私部队,常以缉私名义强收过往船只钱财。叶佐平等人的船夜里途径马骝岛时,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艇,幸亏船老大早有准备,留下买路钱, 才得以顺利通过马骝岛。

在赤坎,他们住进了当时算是一流的南华酒店,夜里却遇到查房。

叶佐平在《战斗在天涯海角》和《我去琼崖纵队工作情况的回忆》中回忆起渡海的经过:

当夜,我们正在熟睡,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警察闯进了我的房间。我   一时感到惊慌,以为我们有什么破绽被察觉了,或是被什么人ft卖了。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下,只有镇静才有希望转变局势。我利用隔着蚊帐穿衣下床的时间稳定了自己的情绪。警察问我,从哪   里来?我说从香港。问我住址,我就把知道的胡乱说了一个给他。问我去   哪里,我说到南洋我父亲那里去。问我有什么证件,我就把我‘父亲’的书信展示给他。他接着问我,为什么在旅客登记本上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我就说我长住香港,不懂得湛江的规矩,香港住旅馆是无须登记夫人的名字的。警察看我神色自若,无隙可乘,就转问我的爱人。他见我爱人也回答得   彬彬有礼,顿然释疑,走了。一场虚惊,使我们的警惕性更高了。

两天后,当我们乘一条小渡船去硇洲岛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分开坐在乘客之中当作互不认识的样子。一来遇到盘查时可以应付自如,二来万一发生意外,不至于一同被捕。刚坐定,一个警察又来‘光顾’。他翻了我的行李,发现除了衣服、书籍并无其他,就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硇洲看一个朋友,就过关了。看来是常规检查。很快大家都过了关,我们都舒了一口气。硇洲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傍晚登陆后,我们寄居在一个小客栈里。   床是用竹子编成的,用四条木桩打在地上做架,虽然凹凸不平,但因久不乘舟,一路被颠簸得头晕目眩,倒下去即沉沉欲睡。午夜,交通员叫我们立   即起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一问原来是琼崖特委派来的交通船已停   泊在港口。我们迅即乘一条小板艇登上交通船,虽然离目的地仍然十分遥   远,但是见到了来接应的同志,就有到了家门之感。

拂晓,船过急水门。只见白浪滔滔,水势千回百折,舵手们如投入厮杀的战场,紧张地操作着,稍不注意就有覆舟之险。毕竟这些都是久经海练的老手,人们视之为‘鬼门关’的急水门很快被抛在后面。海岸在望了,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陆地的动静,根据约定,没有发现危险信号。我们一行迎着初春的晨曦登上了海南岛。当我们站在文昌县抱虎岭的海岸边,   回望这浩瀚的南海时,不禁感慨:多少先烈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取得同中央的联系,而葬身鱼腹。如今我们总算穿过敌人的空隙到达了目的地, 赢得了初步的胜利。

我们一上岛,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枪声就响了。交通员带领我们钻入地洞,晚上继续行军,过了几天才到达文昌县城附近的后港村。我们跟朱县长住在一起。因为敌人经常ft来‘扫荡’,老百姓就划小船送我们到海边红树林去隐蔽。云涌同志先到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报告后,派来武装分队   接应我们回司令部。

我们就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之下,又开始了日日夜夜的行军,爬过了一座座高山峻岭,穿越了一丛丛原始森林。我们不时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群山,叹慕这些良好的天然屏障,加上久经考验的人民群众,游击战争真是如虎添翼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司令部,在一个山脊上见到了冯白驹、庄田、林李明等领导同志。他们身边只带有少数参谋人员和保卫人员。这里既无房屋又无床椅,更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人们随便坐着或躺在林荫下研究工作、聊天。可想而知,司令部是在流动中指挥琼崖革命的,司令部人员都生活在日常的流动辗转中。虽然环境极端困难,但是大家相见却非常高兴。我这个普通一兵,总算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希望。

第二批人员的出发是在一个月后的 2 月底。这次带领张婉玲、陈焕楷和梁方明三人去澳门的是林树兰。到澳门后,他们住进柯平家。

柯平夫妇对来往同志的热情是有口皆碑的。几十年后,张婉玲还记得,柯平特别安排保姆烧葡国汤给他们喝,葡国汤固然美味无穷,但更主要的是,她感受到在城市搞地下工作或搞公开工作的同志对来自游击区的同志,怀有特别的盛情厚意。

他们在柯平家住了将近一个月。一天,张瑞民带着张创来到澳门,向三位年轻人介绍说:“这位是琼崖纵队政治部宣传股股长张创,是南委派到琼崖工作的同志。张创同志是粤西人,有交通经验,在广州湾还有自己的关系。他将带领同志们到湛江。”

张瑞民和张创制订了前往广州湾的两个方案。一是走海路,即从澳门坐船直接过去。这样走比较轻松,但安全隐患大。要过码头关、海上关、靠岸关,被盯上难于摆脱。另一条是走内河经江门到梧州,再走陆路去湛江。   水陆联运比较辛苦,且行程很不确定,好处是中途停靠、转运时,如遇危险,可随机行动。

张创买好了船票,一行人上船后还没找到座位,张创突然转身上岸, 将叶佐平等人代会柯平家。原来是张创看见了老同学,怕暴露身份,所以张创改变了路线,乘拖渡到江门,在江门转船到梧州。

他们四个人在梧州上了岸,在一间路边饭店坐下叫了饭菜。张创注意到路边停了一辆车厢上盖着帆布的国民党军车,帆布下可见到油桶轮廓。从车头方向看,张创断定这辆车是去广州湾拉油的。他们旁边桌坐着三个穿着草黄色工装服的人,应该是军车司机和助手。几个人在讲着话,张创听出那个被叫作“队副”的人讲的是带有粤西口音的普通话,估计他十有八九是粤西人。张创略加思考,即转过身去向“队副”打招呼。

张创操着乡音跟队副套近乎,随着关系逐渐拉近,张创试探着问能不能搭顺风车去湛江。这位钟姓队副却面露难色,支吾起来。张创马上补充   一句,他们不是白坐的。钟队副当然明白其中的意思,他心里想车上不过是些空油桶,又有帆布遮顶,拉几个人在车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嘴上却故意说路不好走,坐在车厢里很辛苦的。趁两个助手去做出车前准备时,张创把两张百元港币和几盒黑猫香烟一并塞给钟队副。

按照钟队副的吩咐,两个助手上车厢把前排的油桶挪出个空处,又找了些旧麻袋什么的垫在地板上。四个人勉强坐下,要伸个腿什么的,就要互相调整姿势。布置妥当,钟队副把盖顶的帆布重新固定好,就出发了。公路上到处遗留着战争的痕迹。从梧州到湛江四百多公里的土质公路,有一半以上路段是“排骨路”,有些路段还遗留着弹坑,汽车要小心翼翼绕开它。这样恶劣的路况,坐在车厢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空油桶互相碰撞发出的“哐哐当当”的声音;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跳舞”时,车厢里的人也跟着颠簸起伏,一不小心头还会撞在油桶上。因为帆布罩住整个车厢, 尘土是遮住了,但坐在里面的人就要忍受油桶散发出来的气味。中途只在几个地方停车加油、加水、吃饭,张创等人舒展一下筋骨又继续赶路。就这样,汽车跑了十几个小时,天将亮时来到赤坎。

张创的表哥黄茂在赤坎内街有一栋小楼,楼下开了一间照相铺,请了个亲戚的孩子做小工。黄茂非常热情,也不问三个陌生人哪里来、到哪去、   做什么营生,就马上烧水做饭。按照张创的安排,三个人住进黄茂家二楼,   他为方便工作住到琼崖交通站。

由于在狭窄的车厢里屈坐太久,下车时梁方明的脚已无知觉,因而在落地时把脚崴了一下,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随着麻痹的消失, 才感到疼痛难忍。在陈焕楷的搀扶下,梁方明一拐一拐地走到黄茂家。在灯下一看,脚踝处肿得吓人。黄茂去后面院子摘了个生木瓜,在炉子上烤热让梁方明热敷,说第二天再去看跌打医生。

安顿下来以后,张创和琼崖交通站接上关系,然后就是等候渡海的时机。在香港,林树兰一再交代,保证东江纵队同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   要做到万无一失。张创是慎之又慎,与琼崖交通站再三斟酌渡海时机。

琼崖方面,此时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渡琼,四处“围剿”琼崖独立纵队部队,形势紧张。广州湾这边,国民党军已接替日军驻防,并加强了对共产   党活动的监视。几个月前,林树兰与杨克毅接头的米铺(南委交通站)已遭   破坏,足见形势日益复杂。

4 月下旬,琼崖方面终于传来可以渡海的指令。由于梁方明在黄茂家下楼时不小心又崴了一次脚,旧患新伤,步履维艰。张创遂决定梁方明留下继续疗伤,张婉玲和陈焕楷先行渡海。

张婉玲在《我在琼崖纵队电台工作的回忆》中写道:

这次带我们走的不是张创,而换了另一个同志。我们乘坐的小木船约七八米长,连舵手共四人。琼州海峡风大浪高,气候多变,小船随海浪上下起伏,摇摆得非常厉害。我第一次尝到了晕船的滋味,既不能吃,又不断呕吐,直至吐‘绿水’,似乎五脏六腑都快要吐ft来了,睡在船板上不能动弹。在海上漂了几天几夜,才靠上文昌县境内的一个海滩。

上岸后我头晕脚软,直冒冷汗,路也走不稳,舵手让我在沙滩旁边的一个草寮休息。他去找来了一位老陈同志,老陈懂一些普通话。他似乎早已知道我们要到来,一边安排我们的生活,一边派人去报告上级。老陈白天用小船带我们进入海边的红树林掩蔽,晚上让我们回到陆地上来伸伸腿活动活动,然后又转到一片竹林中的地洞睡觉。地洞仅能容两三个人, 地洞的上面架着几支通心的竹筒供地洞内的人通风透气,洞口伪装得很好。这一带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竹林夹着树丛,除了知情者,谁也找不着。

几天后,中共琼崖特委副书记李明带着十几位武装人员来到张婉玲、陈焕楷的藏身地点。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到来,让两位年轻人非常激动, 几天来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李明代表中共琼崖特委欢迎他们到琼崖独立纵队工作,又向他们通报了先期到达的叶佐平和黄磊的近况。最后,李明说“:根据目前我们的状况,焕楷同志先留在文昌新闻台,和黄磊同志一起协助符集庭同志工作,婉玲同志到总部的新闻台工作,等新机器到来后再做调整。”

第二天傍晚,县委书记符思之带着陈焕楷到县委驻地去了,张婉玲则跟着李明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向总部进发。路上,李明和张婉玲开玩笑说:“小张,我们琼崖独立纵队很多同志还没有去过五指山,你一来到琼崖就进五指山去,真有福气!”

初到琼崖的这些日子,最让张婉玲感动的是琼崖独立纵队的女战士。她们是队伍里最吃苦耐劳的人,多数都很年轻,十五六岁或者十七八岁, 小小个子,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却从不掉队,有的人还光着脚。一到宿营地她们就忙着起炉灶、拾柴火、烧火做饭,总是忙个不停。

一天夜行军路上,李明又向张婉玲讲起琼崖的妇女:“小张,在琼崖革命的早期,琼崖红军队伍里曾有一支女子军特务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女性。成立之初,女子军特务连打了几场胜仗,打出名气来了。‘火烧文市炮   楼’成为苏区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战斗故事……”

“琼崖的女战士真厉害!东纵也有很多女同志,我们主要在机关后勤、   电台、机要保密、交通和卫生等部门工作,还没有女性直接参加战斗部队的,更没有成建制的女性战斗单位。”张婉玲惊讶地说道。

李明喝着水继续说:“这一仗让女子军声威大振,乐会苏区的妇女纷纷要求参军。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在原来的基础上,组建了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1932 年底,军阀陈汉光率部入琼‘围剿’红军,特委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独立师师部在警卫部队和女子军特务连的掩护下,向母瑞山地区撤退。在马鞍岭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总部安全撤退后,特务连的一个班留下来继续阻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肉搏,最后全班战士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李明指着远处的一片山区说:“前面就是母瑞山地区,那里曾经是琼崖革命的摇篮。后来敌人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封山烧山,还出动飞机轰炸我们。特委决定化整为零,把红军余部分散到各县,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冯白驹等二十几位同志在母瑞山上坚持斗争,保留了特委的领导核心。”

“女子军现在还存在吗?”张婉玲问。

“琼崖的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我们成建制的红军队伍就不存在了。她们都分散到各县、区作为地下武装坚持斗争。直到 1938 年底,重新整编为有政府资助的抗日武装部队。在美合根据地我们又组建了女子军特务排,她们主要负责总部的警戒,如看管仓库、保卫电台等工作。1941 年夏天我们遭遇敌人的突袭,女子军特务排做出的牺牲最大,总部安全转移了, 电台却不幸被敌人抢走了。现在我们总部、各个支队的一些岗位仍然活跃着许多女同志,她们是我们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力量。”

“琼崖革命历史上有这么一支女性队伍,真是为我们革命妇女争光!”    婉玲感叹道。

1946 年端午节前后,张婉玲抵达中共琼崖特委总部和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坤山区的加东岭。到达司令部时,冯白驹等领导已经等候在那里。李明向张婉玲介绍说:“这是我们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同志。”之后又向冯白驹介绍说:“这位是东纵派来的张婉玲同志。”

冯白驹伸出右手正准备与张婉玲握手。张婉玲向前一步做了一个立正敬礼的姿势,大声说道:“报告冯司令,报务员张婉玲向您报到!”

冯白驹忙举手还礼,随即伸出双手与张婉玲握手:“欢迎你,张婉玲同志,欢迎你到琼崖独立纵队工作。一路上辛苦了!我们天天盼着你们来,脖子都盼长了。”冯白驹做了个伸长脖子的样子。张婉玲这才看清楚眼前这   个高大、壮实的汉子,一身老式中山装,洗得很干净,原来的颜色已经辨别不出来。

冯白驹向张婉玲一一介绍了中共琼崖特委的其他领导,又把前来迎接的琼崖独立纵队电台人员介绍给张婉玲:“这是陈宗堂同志、王谷彰同志,还有这位‘叶公子’(用粤语说)不用我介绍了吧!”原来,这两个多月来,冯白驹把叶佐平留在身边,和自己同吃、同住,互相学习海南话和广东话,早就成了忘年之交。

叶佐平用“半咸不淡”①的海南话自我介绍:“瓦氏(我是)叶佐平,欢迎鲁(你)参加瓦囊该(我们的)队伍。”张婉玲握着叶佐平的手,忍住笑并用广东话说“:不知你说啥,比我早来几天就装老练!”看着两人对话的神情,在场听得懂的、听不懂的人都笑起来。

有人端了一碗水过来,冯白驹接过来递给张婉玲,说:“小张,一路辛苦了!光顾得说话了,喝一口我们山区的迎客水。”看着张婉玲喝完一碗水,冯白驹又问“:小张,这一路上我们的同志没有委屈你们吧?”

“绝对没有的事!琼崖的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工作严谨,一切事   情都想得很周到,安排得很仔细。和我一起来的陈焕楷同志留在文昌新闻   台工作,还有一位机务员梁方明同志崴了脚,现在在湛江养伤,估计很快就会过来。”

接着,张婉玲把他们从香港启程过澳门再上梧州走陆路到广州湾,然后夜闯硇洲岛再潜渡琼州海峡到文昌的过程简述了一遍。这时现场只剩下冯白驹、电台的相关人员和一帮警卫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出过海南岛,所以张婉玲的故事深深吸引着这些青年人。吸引着青年们的目光的还有眼前这位“学生妹”———张婉玲一身学生装衬着苗条的身材,齐耳的短发,俊俏的脸庞被海南岛的骄阳晒得白里透红,说起话来神色飞舞,颇有感染力。

无意中,冯白驹抬起头环顾现场,只见几十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婉玲,听到惊险处还不自觉地叫出声来。看着这情景,冯白驹忍不住用海南话提醒众人“:喂!有你们这样看人的吗?没见过女孩子吗?一个个嘴合不拢,死盯住人,不礼貌!”

冯白驹这一“喊”,把众人从几乎忘我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大家面面相觑,像是被人发现了隐私一般都不出声。数秒钟的沉默后,忽然有个定安口音的战士用方言怯怯地说:“不是没见过,是没见过这样的。”

①“半咸不淡”:海南方言,这里用来形容人讲话时海南话中掺杂着普通话。

一听这话音,冯白驹就知道是警卫连那个爱讲俏皮话的许运昌。他故作愠怒用海南话道:“么昌,还说俏皮话!”话音未落,众人像是找到了替罪羊一样,“哄”的一下全笑出声来,冯白驹自己也笑了。刚才还凝固着的空气,一下子云消雾散了。

张婉玲虽然听不懂海南话,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同志们与他们的领导对话的表情,她察觉得到对话内容与自己有关,遂大声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也是琼崖独立纵队的一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以后   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帮助。为了工作方便,从现在起我改名叫张小章,大小的小,文章的章。”

冯白驹拍着手掌说:“小章,电台来了,我们要做的可不是小文章,而是大文章。我们要培养一批电台骨干,要把司令部和各支队连接起来,要和党中央直接联通起来!”全场都鼓起掌来。

一年后,冯白驹的这番话得到了印证。中共琼崖特委与党中央实现了电讯联通,一批电台人员也培训出来了,总台先后向中共琼崖西区地委、东区地委、各支队派出了分台。

自 1 月下旬启动“援琼重建电台行动”以来,历时五个月,历经曲折艰辛、困难险阻,东江纵队派出的五位电台精英安全到达海南岛,电台设备等也毫发无损地移交给中共琼崖特委。筹办中的无线电训练班和机要训练班即将开班。为充实训练班的师资和加强总台建设,特委先后把琼文新   闻台的陈焕楷、王琼江、黄磊和张先吉调回总部。陈焕楷和王琼江安全抵达总部,而随后走的黄磊、张先吉却在定安黄竹一带发生了意外。张先吉被敌人抓走了,黄磊侥幸逃脱却被困在山里几天几夜,断粮断水,身染重病,幸被闻讯赶来的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及时救助,得于脱险。自此,五位精英齐聚总部,拉开了重建电台的序幕!

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

中共琼崖特委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的历史可追溯到琼崖抗战初期的

1940 年的夏季。

第一期训练班是 1940 年 5 月在美合根据地创办,班主任是符集庭, 他兼授电报收发技术。唐以弟教授通报业务和应用英语业务,英语业务用语教材是他自编的。政治教育的内容则是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党的纪律。学员有陈宗堂和王谷彰等六人,陈宗堂、王谷彰两人学成、上机实习后留在电台工作,其他四人另行分配工作。

第二期训练班是 1944 年秋,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举办的。班主任是刘成义台长,他教授通报业务、英语业务用语和电工课,王谷彰和陈宗堂教授电报收发技术。这期学员有七人,由于缺乏器材,学员们没有上机实习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即将正式开班。1946 年 7 月下旬,第三期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先后到总部报到了。他们是:王禄贵(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第九中队党支书)、庄迪流(琼崖独立纵队挺进支队第二中队政务员)、冯裕琼(琼崖独立纵队总部警卫员)、何世礼(琼崖独立纵队总部警卫员)、莫文华(琼崖独立纵队总部警卫员)、王育祥(琼崖独立纵队总部警卫员)。

班主任由张小章(张婉玲)台长担任,并与陈焕楷共同教授报务课程, 机务课程由梁方明教授。

张小章在《我在琼崖纵队电台工作的回忆》中这样评价六名学员:

四位警卫战士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是党的忠诚战士, 但都没有上过学,参军后自学文化,认识一些字;从部队选送来的庄迪流和王禄贵两位同志,在家上过小学,具有小学毕业水平;王禄贵调来之前, 在连队里任党支部书记,他为人善良,勤学苦练,谦虚谨慎,助人为乐。经冯白驹同志提议,由王禄贵任学习班党支书兼学习班长。根据他的特性, 发挥他的特长,开始学习后,培训班的思想、生活管理、学习组织等我全让他管。他成为我负责培训工作的得力助手。其他的学员尽管文化水准不高,但他们非常纯朴,对革命工作总是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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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楷、张小章、叶佐平、梁方明(左起)摄于 1993 年 12 月(图片来源:叶佐平提供)

他们来到总部报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盖一间用作教室兼宿舍的茅草房。总部边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被指定为无线电训练班用地。王禄贵召集五位学员做了简单的分工后,大家立即动手。这些农家子弟个个   都是干活的好手,砍竹子、割茅草、编草排、挑黏土不在话下。在总部其他人员的帮助下,三天工夫,散发着泥土、竹和草香气的茅草房就建成了。室

内面积约三十平方米,里屋两侧是六位学员的床铺,进门约十平方米的空地是学员们的学习空间。靠墙整齐地摆着七张小竹椅,还有两张小竹陈焕楷、张小章、叶佐平、梁方明(左起)摄于 1993 年 12 月(图片来源:叶佐平提供)桌,地上铺着一层一寸厚的河沙,在缺乏书写工具的山里,这就是黑板。

开班前,张小章和叶佐平分别向冯白驹汇报了无线电训练班和机要训练班的筹备情况,邀请冯白驹出席开班仪式,并给训练班学员们做学前动员和鼓励。听完两人的汇报,冯白驹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1946 年 8 月 1 日,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和机要训练班

的开班仪式同时举行。早上 7 点半,无线电训练班和机要训练班的学员们已经列队等候。电台政委韩潘元引领电训班教员张小章、陈焕楷、梁方明和机要班教员叶佐平来到会场时,大家以掌声欢迎。琼崖独立纵队的老报   务员陈宗堂、王谷彰等也应邀出席开班仪式。

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祝贺的冯白驹与在场的每个人握手后,电台政委韩潘元宣布开班仪式开始,并请冯白驹讲话。

冯白驹发表了重要讲话:“自从 1941 年以后,由于反共顽固派的破坏,我们失去了电台,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络,简直成了敌后的孤儿,变成了聋子、瞎子。现在广东区党委、东江纵队派来的同志帮助我们重建电台,我   们今后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将逐步发展壮大。目前我们条件很差,但希望大   家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尽快把无线电技术学到手。全纵队的战友们、海南   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回顾了电台的历史和现状后,冯白驹转了话题:

“同志们,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从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战士。所以你们一定要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革命斗志,树立必胜的信心,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这是你们的革命性,也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在   生死关头,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严守党的通信机密,确保通信器材的完整与安全,做到人在机器在。这是你们的党性。

“第三点,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技术上要做到精益求精。工作中要互相   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共同进步。这是你们的组织性。

“第四点,铁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更是通信顺畅的保证。在通信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以确保通信的快速、准确、机密。这是你们的纪律性。

“同志们,你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在学习中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遇   难而退绝不可取,迎难而上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风格。我预祝你们学习顺利,早日成为合格的通信战士!”冯白驹的话博得了全场的掌声。

电台政委韩潘元接着发表致谢词:“感谢冯同志百忙之中光临无线电训练班和机要培训班的开班仪式并给我们做重要指示。根据冯同志今天讲话精神,我们将重新修订电台管理规则和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章程,不辜负冯同志的期望。再次感谢冯同志!”

开班仪式后,是连续几天的政治学习会。由电台政委韩潘元主持,主要围绕冯白驹在开班仪式上强调的革命性、党性、组织性、纪律性展开深入讨论。学员们都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早日成为一个政治上合格、技术上过硬的通信兵。

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的业务课正式开始了。在简陋的茅草屋里,张小章向学员们介绍了陈焕楷、梁方明,并宣布第一课“电报原理”由陈焕楷讲授。六位学员围坐成一个半圆,挺直腰板坐在自制的小竹椅上。陈焕楷手   拿着笔记本站在学员们的对面,用夹杂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开始向大家讲课。

“同志们,我们第一课讲的是电报原理。无线电发报机是最早的空中通信发明,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电键控制一个低频信号发生器的振荡与否,再被一个高频载波信号所调制,经功率放大,再经天线发射出去。” 因专业术语多,陈焕楷的普通话词汇量不够用,直接就用粤语来读,如“信号发生器”“高频载波信号”。有的术语他觉得学员听不懂,又用普通话表述一遍。

“发报机的工作频率点设在短波段(SW),在接收端,经检波可得到低频信号的有与无所组成的排列信息,再由报务员译码而得。其电码的组成   又称莫尔斯电码,由五个长短不一的音响信号来组成。0~9 的十个数字和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成无线电电报收发通信系统。由于这个设备简便, 通信距离可达几千公里,很快就被运用在军事用途上。”

讲完这段原理后,陈焕楷发现学员们虽然认真听讲,却似乎不明白他讲的内容。他问王禄贵:“王班长,我刚才讲的电报原理你听懂了吗?”王禄贵摇摇头,说靠猜明白了一点意思。再看看其他学员,都是一脸茫然。

机务课的第一节课由梁方明讲授无线电收发报原理。梁方明用他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开始讲课:“同学们,无线电收发报原理是发报机按发出信号的要求,而发出不同频率和波长的电流,使发射天线上电子按照频率不断改变旋转方向,其磁力线尾巴不断断掉而弹出,其运动磁力线两端不断吸引空间自由宇丹质微粒使自己增长,在空间各个方向形成不同频率和波长的疏密平面‘波’。这种‘波’碰到无线电接收天线,便带动它的   表面自由电子按‘波’的频率和波长绕天线旋进而形成交变电流,这种微弱的电流经过放大,便成了收报机的接收信号。”

开班伊始,教员和学员们马上发现他们之间隔了一道墙──语言。原来,学员中勉强可以听一点普通话的王禄贵和庄迪流,竟也基本听不懂陈焕楷、梁方明他们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其他几位学员就更听不懂了。而且学员们只会说海南话,也无法与教员交流。这可是一个严重问题!

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学员们。学员莫文华回忆:

训练班学习开始,我们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张小章台长以及梁方明、陈焕楷他们都是讲广州话。讲课时我们全听不懂,语言不通,给我们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

张小章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语言隔阂带来的困惑:

有的学员因不懂我讲的广东话,学习很吃力,失去信心。我发现后,自   己也觉得是个问题。如果不重视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学习的进度。

经过第一阶段不甚成功的授课后,张小章即与电台政委韩潘元商讨对策。韩潘元也认为语言是个大问题,这直接影响授课质量。但语言又不   是三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怎么办?一时间,两人也商讨不出什么好办法,只

好一起去向冯白驹汇报了这一阶段授课的情况。

冯白驹听完张小章的汇报后说:“小章、潘元,语言是人类互相沟通的工具,这一点没错。但这不是唯一的。打个比方,我不懂广东话,你跟我说

‘食饭’①,我听不懂。可是你做一个手势,我马上就明白是‘加馍’②的意思。你们只看到语言不通,没法沟通。可你们没有想到我们是面对面,我们是一群活人,人与人的交流除了语言还有动作,还有现场的氛围。我们还可以写字,可以笔谈。我见过日本人,翻译不在时,我们通过写汉字来交谈, 也基本可以明白大致的意思。还有,人和人的交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对方的说话方式、语调、口头禅等等,都有一个相互习惯的过程。特委里有很多内地过来的同志,他们的普通话都有自己的口音,海南同志的普通话也有很重的海南口音,一开始大家都很别扭,但很快就互相习惯了。所以,我并不觉得语言问题是多么大的问题。你们说是不是?”

见张小章和韩潘元微微点头,冯白驹接着说:“不过,小章、潘元,并不是说语言障碍不是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克服障碍的可能性。目前革命形势   发展很快,要在短时间里培养一支通信队伍,我们不可能要大家先学会普通话再来学技术。小章,同志们刚开始和你们接触,完全不了解你们的语言方式,听不懂你的课是很正常的。怎样度过最初的困难阶段?我提两点   意见供你们参考。第一,先不急于求进度,讲完一个内容,教员与学员直接   问答,互相沟通。一次不懂,讲两次、三次,讲到懂为止。第二,想办法活跃课堂气氛,加入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话题多了也容易拉近大家的距离。潘元,你有时间也可以多到班上走一走,做桥梁嘛!”

冯白驹的一席话说得张小章和韩潘元心服口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根据冯白驹的两点建议,张小章对授课做了调整。首先,课堂上尽可能用浅白的语言来讲课,多用问答形式来与学员交

①‘食饭’:粤语“吃饭”的意思。

②‘加馍’:海南话“吃饭”的意思。

流,口头表达加上肢体动作,拉近彼此距离;其次,改进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增进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再次,在日常生活中向彩萍学讲海南话,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由易到难。

张小章的报务课是从阿拉伯数字开始的,也就是读写阿拉伯数字。张小章说:“阿拉伯数字 0、1、2、3、4、5、6、7、8、9,每个数字就是一个电

码符号,是必须熟记的。一定要做到‘耳听要准,手记要快’。我建议按普通    话发音来记,因为字数不多,比较容易记。”

学员们跟着张小章的广东口音读起来。把 4 读成“系”,5 读成“嗯”,这是广东人最难改口的普通话发音。海南人读这个鼻音“嗯”就别扭了。最后由王禄贵带领大家读“5,武器的武,武装的武”,才勉强纠正过来。

“同学们,焕楷老师给你们讲过莫尔斯电码的基本原理。我再重复一次,把英文字母表中的字母、标点符号和空格按照出现的频度排序,然后用点和划的组合来代表这些字母、标点和空格,使频度最高的符号具有最短的点划组合;‘点’对应于短的电脉冲信号,‘划’对应于长的电脉冲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对方,接收机把短的电脉冲信号翻译成‘点’,把长的电脉冲信号转换成‘划’;译码员根据这些点划组合就可以译成英文字母,从而完成了通信任务。这就是英文字母在收发报中的应用,它们可以和阿拉   伯数字一起组成电码。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是必须熟记和熟写的,否则你就无法收、发电报。至于怎么读,则相对不重要。考虑到大家对英文字母比较陌生,为了便   于大家熟记英文字母,我看可以用海南话的近似音来给每个字母注音。因   为对每个人来说,母语是最亲切的语言,最有亲和力,也就最容易记忆。

“还有,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多数都没有与汉语发音相对应的,还有几个字母 F、H、S、X、W 是双音节甚至是三音节发音,汉语中也没有近似发音。请大家动动脑筋,看看能否用物品的名称来代替?”这一提议立即得到   学员们的赞同!

张小章先在地上写下一个大写“A”和小写“a”,然后用标准音发“A”,

大家也在笔记本里写下 A、a 两个字母,又在自己面前的沙地上写下 A、a 两个字母,并模仿小章的读音跟着念。

“张台长,A 字母的发音跟海南话牛轭的‘轭’字发音相似。”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王禄贵,他在地上写下“轭”字,说以前在家里耕田,牛拖犁要先上轭,大家都懂的。张小章说可以,只是这个字比较繁,可去掉“车”边, 改为厄运的“厄”。张小章在笔记本里记下“厄”字,各学员也在沙地上写上

“厄”字,又在笔记本里记上“A、a”和读音“厄”字。

“B 是‘边’,就是这边那边的‘边’。本来想用牛鞭,但‘鞭’字太繁,用这边的‘边’吧!”还是王禄贵发言。张小章说:“很好!发音很接近。你们学英文字母,我学海南话,真是一举两得!”学员们念着“边———”的时候,张小章就学讲海南话“这边”“那边”。

“C——”好一会儿,竟没人发言。冯裕琼像是记起什么,学着定安口音说:“饲牯无见犸①?”学员们都大笑起来。张小章不解,问大家原因。

王禄贵笑着说:“张台长,离我们驻地不远就是定安县,定安人把水牛叫作‘牯’(谐音),把黄牛叫作‘犸’(谐音)。有个人在地里放牛,老婆找不到他,就喊道:‘度处睇咧?②’他站起来说:‘饲牯无见犸?’乍一听像是放水牛把黄牛弄丢了。在一般的海南话里,这句话应该说‘无见瓦饲牯处嘛③’,语序不一样,外县人常用这句话来调侃定安人。”

听完王禄贵的说明,张小章也笑起来,也学着讲“饲牯无见犸”,学员们都笑着说张小章学得好像。“这个典故好,大家一定记忆深刻!”C 的发音就定下来了。

“D 就叫‘扇’吧。”王禄贵一边摇着手里的大葵扇一边说。大家就在沙地上写下大大的“D”字,又在小本子里记下“D——扇”。

①“饲牯无见犸”,海南话“没见我在放牛吗”的意思。

②“度处睇咧”,海南话“你在哪里”的意思。

③“无见瓦饲牯处嘛”,海南话“没见我在放牛吗”的意思。

“E 就是‘依’,”还是王禄贵反应快,“海南话你(鲁)、我(瓦)、他(依)的‘依’。”张小章也学着用海南话念“鲁、瓦、依”。

“请跟我念F‘,厄符’。”大家跟着张小章念。不知是谁用海南话念出

“阿婆”,又招来全体大笑“,F”也就定为“阿婆”。

经过大家的讨论,G 对应“箭”,H 对应“握手”,I 对应“爱”,J 对应

“姐”,K 对应“克”,L 对应“厄鲁”,M 对应“犸”,N 对应“姩”,O 对应

“黑”,Q 对应“丘”,R 对应“阿鲁”,P 对应“匹”,U 对应“柚”。

W 的发音颇费想象,大家说了几个近似发音都不理想。庄迪流提议用嘉积话“三婆溜”来发音,惹得大家捧腹大笑,笑得前俯后仰。张小章见大家笑得这么开心,说:“我虽然不能理解大家的笑点,但是比较了一下,‘三婆溜’却是最接近‘W’的发音的。”

接下来,张小章说“:X 可用标准中文注音‘爱克斯’,爱克斯射线可以透过人体,香港的医院里已经用它来检查人的肺部。好,言归正传。而 S、

V、Y、Z 这几个字母在汉语里很难找到近似发音,可考虑用物品的名称来

代替。S 可用英文 YE‘S  对或是’来代替。V 是胜利的手势,那就是‘胜利’。

Y 的英文意思是‘为什么’(WHY)可以用问号‘?’来表示。Z 像不像爬山、上坡?”

“就是‘石沙’啦!”庄迪流用海南话叫起来。

“什么?‘石沙’?”张小章不解。

“张台长‘,石沙’就是上山‘,落沙’是下山。”王禄贵笑着说。

张小章跟着念“石沙”“落沙”,学员们一边抄写一边叫好,情绪高涨,什么语言障碍早不见了踪影。

“好,我们已经学完二十六个字母,接着,我们还要学习由字母组成的通报用语一百个以上,这些也是要熟记的。还要练习速写阿拉伯数字,要达到一分钟速写一百三十小码。收、发分速要达到八十至一百小码,这些都是一个报务员最基本的技能。除了死记硬背,不断练习,提高反应能力,   提高书写速度,没有捷径可走。”张小章总结说。

机务课做了调整,由梁方明主持、王谷彰辅助教授,内容主要是无线电通信原理、发报机工作原理、收报机工作原理、发电机工作原理、设备的常见故障及维修等。

在最初的学习阶段,训练班里进度最慢的是冯裕琼。他在《回忆战争时期我做电台工作》中写道:

在六名学员中,我的文化程度最低,学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一项达到规定的指标。虽然如此,但我没有灰心。张台长不但经常鼓励我,而且是手   扶手地教示。冯政委也经常来,找我谈话鼓励我。我的信心和大家一样坚   定,一定要学成,上机与延安电台联络,抄收党中央给我们发来的指示电报。

和其他学员一样,冯裕琼在用废稿纸装订的笔记本上,仿照明码本的样子,划方格抄上明码,抄上通报专用英文缩语,并反复背诵。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后半段学习中,他跟上了学习进度。

莫文华在训练班里也走了一段弯路。他的问题主要出在发报按键时的手法上。由于最初练习时,不注意用腕力度,点划和间隔不准确,形成痼   癖。虽经张小章多次纠正,仍然克服不了。

莫文华在《回忆参加琼纵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的中写道:

这时,我一颗火热的心渐渐地冷了下来,情绪也不够高了,劲头也不足了,于是埋怨自己的手生下来就是那么个样子,练习多久也是无法把手法改好,因而在思想上开始失去信心。

这时,台长张小章在手法上耐心地启发开导我,帮助我寻找手法不准的原因。她对我说:‘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工作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练习发报时思想一定要高度集中,心情不要急躁,要做到电码记在心中,反映在手法上。就是说头脑中的电码符号要和电键上的手法相一致。’她的话使我从中得到启发。我的手法打得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不够集中,拍打电码时心情过急,造成发报不准确,手法一ft现混乱,思想就紧张起来, 思想紧张反过来在手法上就更加不准确了,这是连锁反应。

原因找到了,克服的关键就是要在思想上下功夫。拍打电码时,头脑要清醒,心情不能急躁,注意力要高度集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莫   文华的手法不准确的毛病终于得到纠正。

随着大家拍打电码的手法渐渐熟练,训练班进入通信联络业务的学习。六名学员围坐一起,张小章用蜂鸣器发报,学员们抄写。抄完后交换校   对,互相纠正错误。掌握了抄报方法后,就由学员轮流发报,其他学员抄写;或者“你呼叫,我回答”。抄报用的纸张没有了,就收集旧书籍,翻过来当练习用纸。铅笔用完了,就在地上用木棍划记。在张小章的指导下,学员   们都很刻苦,每天坚持十几小时的练习,手指都练肿了。

莫文华在《回忆参加琼纵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中回忆起这段艰苦的学习时,这样写道: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学习,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我们六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了神经衰弱和肠胃病。当时我患的神经衰弱病是比较严重的,整天精神疲倦,吃不进去,眼窝深陷,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夜里又睡不着觉, 一合眼血管好像要凝固似的。当张台长知道我们身体ft现问题后多次劝我们休息,劝我们要注意爱护身体,不要把身体累坏。但为了不拖大家的后腿,为了能够跟大伙一道,把电台的技术全面学到手,六个人都拼命学, 谁也不愿意休息。

面对学员们这种拼命学习、健康出现问题的状况,张小章除了理解、钦佩以外,她更清楚身体与技术同样重要。在战争年代,没有健康的身体是难于应付艰巨的作战任务的。她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实在没有办法时,只好收起蜂鸣器,和学员一起到外面散步、谈心、唱歌,让学员们转换环境,放松身心。那首《报务员之歌》就是张小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教会学员们唱的:

北斗星在闪耀, 豆油灯在灼照。

——嘀嘀哒哒,

嘀嘀哒哒———

手指在电键上跳, 信号在天空缭绕,

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我们在欢笑,

因为天将破晓。

……

其实,张小章自己也相当拼命。6 月底,电台抵达总部,梁方明和王谷彰调试完毕后,她就坚持夜里守台。因为夜间干扰小,又因为她熟悉延安台的发报手法,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她最佳的工作时间。训练班开班后,张小章还要兼顾教学,她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十分有限的。

就在学员们紧张学习的时候,白天为训练班上报务课,晚上守台的张台长跟延安党中央取得了联络。这个好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学习的学员们,更增添了他们学习的信心。到了 11 月初,多数学员收发报速度都接近了机上工作需要的水平,张小章首先安排王禄贵、王育祥两人到新闻台任胡定义抄收新闻的副班,让他们接触和熟悉电台的自然讯号。教授完

“机上实际通报方法和规则”后,调王禄贵回联络台,当陈宗堂的副班,让他学会与延安的联络。其余学员庄迪流、冯裕琼、莫文华、何世礼也先后到   新闻台实习,到联络台当副班。

1947 年初,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结束,六个学员都陆续分到各个地委及部队工作。此后不久,琼崖独立纵队各个地委、总队都建立了电台,   形成琼崖独立纵队指挥灵活的电台通信网。

机要培训班

叶佐平主持的机要培训班有五个学员,他们是:王秀,26 岁,共产党员,1940 年 1 月加入独立总队,1942 年受特委指派随总部机要员李少青

学习机要密码译电,李少青离琼后任总部机要员;冯继志,26 岁,共产党员,1939 年 2 月加入独立总队,革命先烈冯平的侄子;王祚尧,19 岁,共产党员,1939 年 3 月参加革命,在特委新闻台任勤务员;林树松,19 岁,共产党员,1941 年3 月加入独立总队;符树森,18 岁,共产党员,1941 年 4 月加入独立总队。冯继志担任机要培训班的班长。

开班仪式后,是连续几天的政治思想学习会,由电台政委韩潘元主持。他引导学员们围绕冯白驹在开班仪式上强调的革命性、党性、组织性、   纪律性结合机要工作的特殊性展开学习和讨论。在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   加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的同时,要求每个学员一定要从学习阶段开始,养成“保守机密、严守保密原则”的习惯。韩潘元还宣布了几条纪律:学员的所有往来信件都要自觉接受组织的检查;不许向同学、熟人(即使同在总部工作)透露培训班的学习情况,特别是机要业务内容;外出行动,至少要两人以上同行。

叶佐平的开班课是从培养机要译电员的事业心开讲的:

“同志们,机要培训班的课程主要有两大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培养机要事业心和进行保密教育。投身机要译电工作,首先你自身要具备一定   的条件,你们都经历了琼崖抗日斗争的战火考验,是党的忠诚战士。从基层选拔到这里,这第一关已经没有问题。其次,通过培训,你必须成为一个   淡泊名利、甘当无名英雄、紧急关头还要敢于牺牲自己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能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工作,你甚至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身   份。机要译电员一般都配备自卫手枪,最后那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保密   是一个机要译电员的天职。保密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你的工作手段,也就是你所掌握的密码,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包括你的服务对象;另一个内容是你的工作结果,也就是你译出来的电文,只能交给机要科长,不能在科室里传阅或谈论电文内容。报务员向译电员询问电报内容是违反保密制度的,是绝不允许的。同理,译电员也不可以收发电报。在《机电保   密员条例》里还有一条,译电员与报务员是不可以结婚的。

“第二部分就是译电业务。译电业务的基本内容就是翻译电码。翻译   电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方法,就是怎样翻译电码;二是翻译质量,就是准确和快捷。翻译电码的方法很简单,国际通行的方法就是用阿拉伯数字   来表示文字,无论是密电码还是明电码,它都是由四个数字组成的,即一组数字代表一个文字。一个熟练的译电员看到一组数字,在他头脑里反映   出来的是一个文字。当他看到一个文字时,又能马上将其转换成一组数字。比如在明码里,延安的‘延’字是 1693,‘安’字是 1344,你收到 1693 1344 ……后要把它翻译为‘延安……’才能交给领导。同样地,领导要你把

‘延安……’的电文发出去,你必须把它译成‘1693 1344 ……’才能交给报务员。

“我们说,这个转换速度就是你的熟练程度,你的熟练程度决定了你能否准确和快捷地完成你的工作。你可能会问,那怎样才能达到准确和快   捷呢?只有死记硬背加上实际操作,没有捷径可走。

“同志们,为了加深你们对工作质量的理解,我讲两个案例。上级指挥一支部队支援另一部队发起的一个战役,要求后援部队乘火车去,结果机要人员把‘火’字误译成‘大’字,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还有一个更悲惨的例子是抗战期间发生的‘六寨惨案’。后经查明是美机误炸,原因是装载大   量军用物资的车厢停在六甲、拔贡、八圩等火车站,无法运出,而日军已进入六甲一带。重庆中枢得到第九十七军的电报后与美空军研究,决定派飞   机轰炸,不许资敌。第九十七军对空联络指明是要求炸六甲,但机场指挥部的译电员翻译错误,把‘甲’译成‘寨’,而六寨地区在国民党军控制之下。一字之差,使近万人死于非命,成千房屋化为灰烬,所有一切囤积的物资都毁于火海之中。这两个例子都是一字之差酿成的严重后果。”

叶佐平举起一本封面是牛皮纸的书说:“这是一本明码本,当中有一个常用字表,约有一千多个字,这是必须熟记的。下课后,同志们可以轮流抄写。每人先抄一百字,然后传给下一位,这样比较节省时间。这本书由班长保管。”叶佐平把明码本交给冯继志后说:“同志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明码课将由黄磊同志教授。下面请大家提问题。”

符树森举手问背电码可不可以用海南话来背。“当然可以!这样效率   会更高,因为海南话是你的母语。再说,你的工作是写不是读,别人是看而不是听你工作的结果。顺便说一下,机要培训班的所有学习内容都只能在   学员之间交流。”叶佐平答道。

冯继志问记住了明码是否还要记密码,一个人要记几套密码。叶佐平想了想,说:“你问了两个问题。明码是译电的基础,是入门砖,记住了明码,你可以给新闻台译电讯文稿,又可以用书报文章来反译电码,这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尽量做到少翻明码本或不翻明码本。第二个问题是为防止敌人侦破我们的密码,我们常常要重新熟背新的一套密码。还有,一个中心电台,它要和多个机关联系,都用不同密码。比如与中央台联系用一套密码,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联系用另一套密码, 与南委联系又用一套密码。因此,背记密码贯穿我们工作的始终。还有,同志们达到熟练程度后,还要学习造密、加密。这是今后的学习任务,今天就不展开来讲了。”

机要培训班开班后,人们发现总部附近的树林里、小河边,多了几个手里拿着本子、神色凝重、喃喃自语的人。他们有时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   有时一对一互相验证着什么,有时又在地上写着什么,有时五个人轮流在黄磊面前一问一答,像是在考核;有时大家围成一个圈,在抢答什么,又像是在做游戏。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既激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又提高了学习效率。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各个学员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基本上都能掌握近千字的明码。

11 月,机要培训班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在这个阶段,叶佐平将要带领学员们进入机要译电的神秘世界,无论目前的实用性如何,学员们都有必要了解机要译电的多种方法和技巧。

叶佐平说:“同志们,听说你们熟记了一千左右的明码和常用英文缩语,这说明你们已经跨入译电大门。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机要译电员

还需要学习更多相关知识。同志们知道,我们 9 月下旬与中央取得了联络,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最初双方都不能互译,经过多种尝试,甚至冒险   用明码告知对方用什么密码,才有了第一次沟通。

“为了恢复正常的联络秩序,我再告诉对方,我带来的密码是林青同志带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书,延安台找了两三天才找到这本书。这种用书造密的方法叫作‘书选密’。联系双方用的书必须是同年同月同日版;按照约定从某页某行某字开始,用回形、弓形、顺取或逆取等方式取其字;又根据约定,取其前后、中间或两边的两个字码在方形格纸上进行排列。排列方法有顺排、逆排、间排、回形排、弓形排等方式。最后造成子、    母码,两码相加形成可直接译电的密电码。

“为了便于对方了解使用何种密码及从哪段密电码开始翻译,还规定了‘密钥’。‘密钥’顾名思义就是打开密电码的钥匙。这是在传送文件和数   据时,发、收双方约定好的,用一种计算方法上密,即使别人截获了也难于破解电文。而接受方得到密文后,用同样的计算方法解密出来就可以看到   你传给他的数据和文件了。

“在实践中,为增加破译难度,还逐步发展了‘卷译法’。即译电文时不   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开始至结尾再卷回报头。这种密码的繁复,给机要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和困难,但在战争的环境中却不失为可行而又较为保密的方法。

“‘指人译’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定某位译员用专用密码专译某种电文;二是电文只供指定领导阅览,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专人专译’。‘指人译’在领导机关是一种通行的保密手段。

“同志们,密码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破译和加密的斗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重加密的密码都有被破译的可能。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破译了日军的‘紫密’,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日军直到战败都破译不了美军的密码,是因为美军   找了一群南美的少数民族,用他们独一无二的语言编造了世界上最奇特的密码。

“同志们,上面我介绍了机要译电中如何造密、加密和保密的一些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在进入实用教学阶段后,我们会详细分解操作过程。”

1947 年春,随着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建立的展开,这一期机要训练班的学员陆续走上工作岗位。王秀、王祚尧、冯继志留在总部任机要员,冯继志   担任机要工作的负责人;林树松和符树森分别派出中共琼崖南区地委、第五总队任机要组长。他们为建设琼崖独立纵队电信网络、迎接大军解放海   南做出了特殊贡献。

电工神器———万用表

梁方明自中学时代起就对无线电感兴趣,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很快被分配在机电部门搞机务工作。当时部队的机电部门一般由报务、机要、机务三个部分组成:报务员负责收发报,机要员负责翻译电文,而机务员则负责收、发报机(统称电台)的维修、保养。他们相互之间不但职责分明,而    且有严格的纪律约束。

机务员主要配合报务员工作,保证机器经常处于正常状态,发生故障时要能够尽快排除,以免贻误战机。经过多年的实战考验,梁方明已经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他的无线电技术,从改装和拼装收、发报机到迅速判断、   排除故障,都十分称职。接受援琼任务后,他对运琼机器的选购就提出严格要求:必须适应山地条件(潮湿、低凹、雷雨),必须有更高的敏感度等。

1946 年 9 月,张小章联通延安台的 6L6G 并联哈脱莱发报机,是东江纵队另一位机务员郑敏之同志在香港按梁方明要求组装的。与 15W 手摇发电机、ACO 万用表,还有备用电池、发报键盘等配件一起,在装运海南前,经他一一验收、精心包装后才移交给林树兰。

由于在西营扭伤了脚,梁方明比张小章、陈焕楷晚了将近一个月才启程去海南。5 月末,在海南交通员的带领下,他从西营出发,经过东海岛、硇洲岛直到第五天下午才抵达文昌清澜港(当时是敌占区)。为安全起见,他们在船上等候至次日凌晨,才登岸与交通站取得联系。当晚,梁方明抵达文昌县委驻地,得到县委书记符思之的热情接待。符思之告诉他电台①已经运到了。看到自己亲手捆包的四个包装完好无缺,他兴奋地与每个人握手。

在文昌期间,梁方明还见到了先期到达的陈焕楷和黄磊。他们二人在   文昌新闻台,协助符集庭工作,张小章则留在司令部的新闻台。在文昌休整了几天后,符思之挑选了两名精壮挑夫、三位驳壳枪手,挑上电台和梁方明一起由交通员带领向南渡江上游的南坤山方向进发。

梁方明在《历尽艰难险阻赴琼崖,帮助琼纵建无线电台》中回忆到:

我们这一组人,逢山过山、逢岭过岭地走了二十多天,途中有时碰上大雨,我们把所有雨具都用来保护机器,自己浑身湿漉漉地赶路。我身体本来就不行,这一来又发起高烧来。

到达位于合水圩的司令部那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前一晚的一场雷雨,洗去了大地的尘埃,让南渡江上游两岸的树木显得更加翠绿苍劲。听说东江纵队派来的技师和电台将要抵达,冯白驹和林李明等琼崖独立纵队领导,先期到达的叶佐平、张小章,还有琼崖独立纵队的电台人员陈宗堂、王谷彰等,早早就聚集在司令部旁的空地上等候。心急的冯白驹隔三岔五就让人到瞭望哨位去看小红旗出现没有。原来,前一天在得到电台即将到达的消息后,冯白驹派出几名驳壳班战士到二十里地外去迎接,并吩咐进到驻地范围时,要打出小红旗。

临近中午,瞭望哨终于传来消息:看到小红旗了!

一边是即将到达目的地,一边是焦急的等候,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①这部电台是琼崖独立纵队交通员陈香钊从澳门偷运回文昌的,详情见陈香钊《我从澳门运电台回海南》,载于《天涯红色电波》。

激动和兴奋。举着小红旗的武装战士后面是两个挑夫,梁方明紧随其后。早有几个人跑过去把担子接了,冯白驹等领导围上来与梁方明亲切握手, 嘘寒问暖。叶佐平向领导们介绍了梁方明,又向梁方明一一介绍了各位领导。冯白驹见梁方明脸色苍白,便关切地问道:“小梁是不是病了?”

“有点小感冒,不碍事!”梁方明回答,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前一晚那场雷雨除了电闪雷鸣还刮着风,这是最让梁方明担心的。他让队伍停下来,把四个箩筐拢在一起,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严严实实地盖在上面。他   只戴了顶斗笠遮雨,浑身都湿透了,已经好转的感冒又加重了!

带队的交通员把一路上梁方明用自己的雨布来盖机器,淋雨后感冒发烧的事向冯白驹等领导说了一遍,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动。冯白驹立即   吩咐把郭汉忠军医叫来。

此时的梁方明惦记着的是历尽艰险、千辛万苦运来的电台,而不是自己的身体状况。稍稍休息后,他就和叶佐平、张小章一起打开包装,一件一件地进行清点。冯白驹等领导也很好奇,围着问这问那,陈宗堂就充当解说员一一说明:“这是发射机,这是发电机也就是马达,这是电池还有两个备用的,那个是振荡器……”看到机器完全没有受潮,梁方明用沙哑的声音对张小章、叶佐平说“:得重感冒也值了!”

当梁方明清点到万用表的时候,王谷彰兴奋地叫出声来:“这就是万用表吗?”他早就听符集庭提到过这种仪器。看到王谷彰这么兴奋,冯白驹   忙问万用表的作用。

梁方明说“:它和医生用的听诊器是一样的功能。听诊器可以听出人内脏的声音,万用表则可以检测零部件的故障,是电台检修不可或缺的工具。考虑到电台的维修和将来有可能进行的改装、组装等工作,我特意交代购买了这部万用表。”

王谷彰接着说:“去年初我们改装的 801A 最终失败了,如果当时有万用表,一检测就能查出毛病出在哪。这下可好了,我们有可能修复801A 了!”

梁方明打开一个工具包,一件一件介绍着:“这些是我常用的工具,新旧都有。一把手摇钻,大小钻头数支;锯弓一把,锯片数条;方、扁、圆锉刀数把;中、小螺丝批各两件;平头钳和尖嘴钳各一把;火烙铁一把。”在香港   时,他曾听林树兰说过海南电台的窘况,不要说零部件什么的,连日常使用的工具都十分缺乏。

事实上,就像王谷彰后来在《回忆琼纵电台的机务工作》中写道的那样:

……而我们手中的维修工具却只有一把尖嘴钳、一支螺丝批,一把六开小刀还是文昌昌洒乡的青年送给我的呢!焊接机器零件、焊接电池所使用的烙铁是用一个铜圆夹在手枪通条上做成的,用时夹上,不用时取下仍当手枪通条使用。锡和铜线很难取得,为了节约,我们往往是从烂了的电池中一点一滴地回收反复使用,即使是只有一寸长的铜线我们都不轻易丢掉,一星点锡粒我们都从泥沙中捡回。这种优良传统不论是总台或分台   都一直坚持到解放。

最兴奋的是王谷彰,他拍着手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大展身手了!方明同志想得真周到,就像是按照我们的采购单准备的一样。”

冯白驹抬起头吩咐道:“宗堂、谷彰,你们要告诉同志们,要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这些工具。要立规章来管理工具,专人保管,专项使用。不能用   锉刀去锉菜刀,也不能拿电工锯来锯杂物,拿去私用就更不行!”

王谷彰严肃地说“:请冯同志放心,仪器和工具由我亲自保管,绝不允许私用或作他用。保证尽快完善管理制度。”其实王谷彰比谁都清楚这些工具的重要性,也比谁都爱惜这些工具、仪器。正如他后来说的:“……这些工具都是梁方明同志奉华南分局之命来海南帮助琼崖独立纵队重建电台时从香港带来的……这个万能表更是宝中之宝,每次转移出发都是由我亲自背带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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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谷彰、黄翠英夫妇(图片来源:王坚红提供)

清点完所有设备和零部件,梁方明把清单交给冯白驹,算是与琼崖独立纵队完成了正式交割。冯白驹随即指示张小章台长和陈宗堂、王谷彰接   收电台设备,并要求他们尽快把电台架设起来。

事不宜迟,乘着天色还早,梁方明和陈宗堂、王谷彰马上选定了架设天线的地点,并很快把电台安装好。尽管此时他已感到头痛恶心、周身酸痛,但还是坚持亲自调试机器。人毕竟不是铁打的,机器尚未调试完毕,梁   方明已经晕倒了。

郭军医给梁方明做了检查,开了药并注射了一支青霉素,然后向冯白驹报告梁方明的病情。病人体质虚弱,路途劳累,淋雨后感风寒,引发高烧,是重感冒,所幸尚未感染肺部。冯白驹又问如何治疗,郭军医说短期内   不能工作了,恐怕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白驹听完郭军医的治疗方案,对郭军医做了两点指示:“该用什么药物不必再请示,有需要就用。你带英兰再找一名护士专门护理梁技师。近来部队转移频繁,你们找一个安全地方隐蔽治疗。还要注意增加营养, 让病人尽快恢复身体,务必要在短时间内把一个健康的梁技师还给我!”

梁方明在《历尽艰难险阻赴琼崖,帮助琼纵建无线电台》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琼崖独立纵队所处环境的:

那时东纵虽然艰苦,琼崖独立纵队却更加艰苦。同志们都住在山里头,一到驻地,就每个人自己搭一个小篷睡觉。吃饭没碗筷,每个人发两个饭团,偶然宰只牛,就每人发火柴盒大小的一块牛肉,用树叶盛着吃。有些部队连饭都不常吃上,要吃野菜过活。医药更是缺乏,动用特效针须经冯白驹同志批准。但是冯白驹同志对我们非常关心,只要司令部有的针药, 都叫给我用。

梁方明大病康复回到司令部是半个月后的事情了,张小章已开始使用他带来的 6L6G 并联哈脱莱发报机。张小章反映白天雷电干扰大,基本

上搜索不到信号;夜晚可以搜索到微弱信号,却达不到通信要求。梁方明检查了主机,没有什么问题。抬头看了看天线,会不会是天线太低?他叫来   王谷彰商量怎样加高天线。

王谷彰叫上几个战士在附近竹林里砍了几根挺直的老竹子,结结实实地接续在一起,立起来有三十几米高。一试机,情况果然好多了!但是,   高耸的天线又引来麻烦。每次司令部刚驻扎下来,敌人的小股部队就接踵而至。原来,敌人不知怎么知道琼崖独立纵队有了电台,就专门追击竖立竹竿的部队,一时间让司令部疲于应付。为转移敌人视线,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下达命令:所有部队宿营都要竖立竹竿。这一招果然奏效,敌人失去了追击目标,总部摆脱了敌人的纠缠。

1946 年初秋,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撤离海南,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也在南渡江边的合水圩驻扎下来,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下来。考虑到现有的一台发报机负荷太重,如果再有一台轮流工作,情况将大大改善。梁方明想起了王谷彰之前提到过的 801A。这天,梁方明向王谷彰提出自己的想法, 问有无可能把 801A 取回来。

“英雄所见略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怎样改装 801A,现在我们有了万用表,又有你这个大技师在,我们一定能改装出一台发报机。只是这一年多不知道有没有受潮或其他变故。”王谷彰既兴奋又担心地说。

梁方明问起 801A 的来龙去脉,包括弃用的原因和收藏时的包装状况等。王谷彰回答说:“说来话长。这六年来,801A 真是命运多舛!它是廖承志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给独立总队购买的,听说过境广州湾时还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在 1940 年夏秋之间运到总部。我看到它在副官处放了颇长的一段时间,外观包装非常完整。当年 9 月中下旬,刘成义台长来了以后,他指导我们开箱、安装机器、试机,并指示我们要保管好所有包装袋、包装纸。

“不久,汽油运上来了,我们的机器也安装好了。汽油发电机一响,机房里原有的海棠油灯就被明亮的电灯取代了,我们心里可真高兴!11 月中旬,我们用新机同延安、桂林、韶关和香港等地取得了联系。这时,领导上让我和陈宗堂提前上机实习,他重点学报务,我重点学机务。大电台投入使用后,就专门用来同上级保持联络,因而叫‘联络台’。原来的手摇式小电台的收报机就用来收抄新闻电讯。

“但是,好景不长!801A 运行后不久,就发生了‘美合事变’。特委机关和独立总队总部不得不撤出美合根据地,转移到琼文地区坚持抗战。这时   我们才发现要带走 801A 有三个问题:第一,电源部分体积太大,不便搬运;第二,汽油发电机的燃料不易解决;第三,声响太大,不利于战斗中使用。这三个因素使得我们只好忍痛放弃使用。最后,特委做了埋藏机器的   决定。

“撤出美合后,我们又开始使用手摇式备用电台。那一段时间敌伪‘扫   荡’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也频频向我袭扰,我们夜间多数都是转移行军,白天隐蔽待命。而小电台在白天联络效果甚差,因此与上级的联系很不正常。

“1941 年 6 月间,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刚收到从香港偷运过来的一批无线电器材和两本明码,就遭遇敌军的袭击。这一次我们损失惨重,掩护发报机的陈玉清副官和几名女子军战士牺牲了,机器被抢走。我们也被打散了,陈宗堂带着刘成义、唐以第和曾庆发等同志潜回自己家乡把机器隐藏起来。收报机幸运地保留下来。从此,我们只能听呼叫、收新闻,与上级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这几年你们够艰难的了!后来有没有想到去把 801A 取回来?”梁方明问。

王谷彰回答:“怎么不想!丢掉电台,全军上下无不痛心疾首,我们就更加难受了!一提到‘电台’两个字,大家心里像被刀剜一样。总部撤出美合时,冯白驹同志派我和澄迈县委的吴正桂率领的驳壳班潜回美合山中, 取出 801A,分解成几个部分,历尽艰辛运回琼文,藏于苏寻三乡的上云虎胆村。1942 年年底到 1943 年年初是海南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日寇血洗了

上云虎胆村,杀害了保管电子管的同志,电子管丢失了。机件不全的801A,又闲置了一年。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海上交通线先后两次给我们送来 801 型电子管和一个没有支架的手摇发电机。有了两件宝贝之后,刘台长担心隐藏的 75W 大功率发报机受潮、受损,向冯总队长提议去取回 801A,重新组装发报机。征得同意后,我去上云虎胆村拆取了 801A 发射机的活动电容器、固定电容器、线绕电阻、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等零部件,组装了一台 15W 发报机。又利用从各县收集来的电灯花线制成一副赫氏天线,馈送线支架是用竹片熬蜡做成的。”

“应该比较完美了,后来的使用情况怎么样?”梁方明又问。

“试机情况良好,通过小灯泡在馈送线处测试看到的亮度说明输出是理想的。没有频率测试和曲线表,我们就利用新闻台收报机过去已知的频   率测出我们过去同延安、香港、韶关和桂林所使用的频率,按原来与延安联络的呼号、时间和频率呼叫和守听,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接通与上级的联系。原因很多,可能是呼号已变,也可能机器有问题,等等。”

“哦,这还真不好说!”梁方明说。

王谷彰接着说:“1945 年初,符铁民同志奉命带回联络办法和呼号,我按新的联络办法和呼号守听十几天,尚未叫通,手摇机就发生了故障。明知是转子的高压线圈短路了,却因没有仪器检测,不知道是哪个线圈的问题。呼叫停止了,我按冯白驹同志的指示,把机器埋藏在加训乡附近的山里。”

“听你这么一说,修复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尽快去把 801A 取回来。”在听完 801A 并联哈脱莱发报机的遭遇之后,梁方明惋惜之余,又充满希望地说。

“好,我们向总部写一个申请报告,我带驳壳班战士一起过去取。一来   一回最少要六七天。你大病初愈,就不要去了。”

“没事的,我跟你们一起去,也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来的时候只顾生病了,稀里糊涂走了二十多天!”话虽这么说,其实梁方明是不放心,担心遗漏了什么零部件。

在王谷彰的带领下,梁方明和几个武装战士一起,走了两三天来到加训乡。在老户主家里过了一夜,确认安全无误后,一早就随老户主进山,在   一隐蔽处找到埋藏点。当王谷彰小心打开包装,梁方明看到了历尽劫难的

801A 零部件的真容:保存完好,未见受潮、损坏情况。他和王谷彰把 801A 分成三份,小心翼翼地重新包装好,他和王谷彰还有一名战士每人背一件。此时的梁方明已是归心似箭,谢绝了老户主的挽留,与王谷彰等一起踏上归途。

梁方明的《帮助琼崖纵队恢复同中央的通信联络》是这么记述这件事情的:

1946 年八九月间,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驻在南渡江边某地,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调走,环境比较安定了。有一天王谷彰同志和我一起赶到一个   地方去把过去埋藏的器材取ft来,由我在一块木板上装了一部 801A 并联哈脱莱发报机。这部机器的全部器材都是从埋藏的地方取ft来的,器材的质量不错(都是美国货),因为没有铝板造机壳,只装在木板上。这部机器装好后工作正常,常与从香港带来的那部机器轮换使用。

1947 年初,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搬迁到红毛乡后,琼崖独立纵队部队打了几场胜仗,缴获了一批通信器材。第一批送来司令部的是日本军用器材,收、发报机都有。但这些器材多数在日军投降前已报废,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认为是废材,放在仓库里弃而不用;第二批是国民党军政部制造的器材,收报机是调整高放式的,体积很大。此外,从香港也陆续运回一些无线电元件,如各种电阻、电容,还有电子管(71A、38、34、33、6L6、10、807)等,而数量最多的是 30 型电子管。

有了这些材料,又有神通广大的小小万用表,在梁方明的指导下,王谷彰机务组陆续组装或改装了几台发报机。第一部派出电台———由王禄贵带去中共琼崖西区地委的电台,就是用这些缴获的器材改装的。由王谷彰装配,梁方明从旁辅助。发报机是哈脱莱式的。收报机则是梁方明根据海南的特点,将线路改为阻容交联式。梁方明的依据是:海南地气潮湿,部队驻地一般都较简陋,机器容易受潮。用低周变压器直接交联,灵敏度高,   使用元件少。但低周变压器极易受潮,经常发生故障,且受条件限制,维修后的变压器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再生故障。而采用阻容交联方式,相对而言,使用电子元件多,灵敏度稍差,但故障少了。

王谷彰曾回忆说:“过去我们的收报机的屏压是直接通过低周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和耳机,他(梁方明)从海南的实际出发,将收报机的线路改为阻容交联式,屏压不需要再经过变压器和耳机,音量虽然小了点,但就不必每天都得修理收报机了。派出去独立工作的报务员,只要求懂得使用机器而不必担心他不会修理机器了。”

两相比较,王谷彰下决心采用阻容交联的线路。将搜集到的废旧材料全部检测一遍,重新加工修理,变废为宝。在 1947 年夏,琼崖五代会前后, 王谷彰机务组用 6F6 和 6V6 电子管做发射管组装机器,向琼崖北区和东区派出了两个电台。

北区和东区电台派出后,通信情况良好,大大鼓舞了王谷彰机务组。紧接着,他们又为南区组装了一部电台。发报机用 71A 型电子管单管发射,收报机采用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自此,琼崖区党委的四个派出机构:中共琼崖东区地委、北区地委、南区地委和西区地委,与总部全部实现电台联通。正如叶佐平后来说的:“随着形势发展需要,机要队伍不断壮大,各地委和各总队的机要联络工作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样就使全琼崖形成一个健全的联系网。这些机要联络网的形成,对上下信息的沟通, 对各部队的调动和战斗协同更为迅速、紧密,对促进琼崖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这个联络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几十年后,王谷彰在《回忆琼纵电台的机务工作》中对这台万用表和梁方明的到来有独到的评述:

琼崖独立纵队电台的迅速发展是与梁方明同志的到来和他带来的一个万能电表分不开的。此表为我们测定和鉴别废旧材料的可用性和将从各种机器拆下旧电表改装为多用途电表、检查维修机器给予极大的方便。梁方明同志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新知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在维护机器、修旧利废方面有了大作为。

过去我们只懂得零件的性能和用途,对它的内部结构不甚清楚,不敢大胆地去拆开它和改造它,无法利用废旧材料改造成为我可使用的宝贝。经过梁方明同志的指导,我们就有信心大胆地去尝试了。从此我们对修旧利废、利用代用品安装机器,维护机器就比较得心应手了。因此,我们机务组就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废旧材料组装了十部电台并保证了电台的联络畅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延安!延安!我是琼崖

对于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来说,1946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之所以不平凡,是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广东的局势急剧变化。一方面是国共和谈取得表面成果,共产党退出一部分区域;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而广东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则拒不承认广东境内有中共正规部队,不存在撤退问题。经过针锋相对的谈判,广东军政当局勉强同意东江纵队两千五百人北撤山东,但仍拒绝承认琼崖独立纵队是正规武装。华南分局负责人由此做出“广东十年黑暗”的形势估计,也因此做出把越南北方作为根据地,把未能参加“北撤”的琼崖独立纵队、南路、珠纵、韩纵等余部向南撤退至越南的设想。

张小章到达琼崖独立纵队是在 1946 年的 5 月初。在电台尚未到达之前,中共琼崖特委对先期到达的黄磊、张小章和陈焕楷的工作做了一个临时安排。陈焕楷和黄磊到文昌的特委新闻台,协助符集庭工作。而张小章   则留在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新闻台抄报,等候发报机的到来。

当时的海南岛,内战气氛浓厚。由于谈判未有结果,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四处追击琼崖独立纵队。为摆脱敌军的追踪,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在南渡江上游地区频繁转移,于 1946 年的六七月间,在山高林密的加东岭驻扎下来。

加东岭山势险峻,常有浓雾笼罩,人迹罕至,终日可听到鸟兽的啼吼, 此起彼伏,很是热闹。一到夜晚,山风阵阵,寒意袭人,有时甚至要借篝火驱寒。机房里,常见到舍命扑向火烛的飞蛾,还时不时有些鼠类、蛇类闯进来凑热闹。当然,最可恶的是嗅觉灵敏的山蚂蟥,它来时悄无声息,在人不知不觉时爬到身上来。大多数情况下,当人有了痒、痛的感觉,它已经吸饱血跑掉了。

山蚂蟥的学名叫山蛭,一般体长一厘米,吸饱血后可达两厘米。海南岛的热带雨林里,繁衍着多个品种的蚂蟥。蚂蟥嗜食人畜血液,平时栖息在植物枝叶背面、石缝等暗处。当人畜经过时,蚂蟥身体就变得细长,随时进行攻击。它分布在山区人畜密度和活动频度大的地方。人畜被蚂蟥叮咬   后创口会感染、奇痒、疼痛,甚至溃烂并引发败血症。在琼崖独立纵队,被山蚂蟥叮咬后感染致病、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前电台台长刘成义就是被   山蚂蟥叮咬染病、久治无效去世的。

一个雨后的夜晚,潮湿的空气笼罩着山林,山风带着凉意。昏暗的海棠油灯下,张小章和往常一样,戴着耳机,正在聚精会神地抄新闻。突然, 她感到左侧腋下有痒感,以为是蚊虫叮咬,于是顺手挠了一下。谁知道手指头触碰到的是一小团软绵绵的东西。糟糕!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可恶的山蚂蟥已经悄悄爬了上来。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形象恐怖的软体爬虫,张小章顿时不寒而栗,一身鸡皮疙瘩骤起。怎么办?张小章第一个想到的是跑回宿舍去叫彩萍,可一转念,此时夜已深,人家早睡熟了。万一惊动了大家,明天岂不成了总部的笑谈!况且,这是迟早都要碰上的事情,还是学会自己处理吧!

张小章左手死死按住山蚂蟥,抄完一段新闻后,先把长袖外衣脱了,手指沾了点万金油,顾不得害怕,捏住那吸饱了血的软体爬虫,狠狠扯了下来。然后,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头扎进山蚂蟥的身体,像烤肉一样,在海棠   灯的火苗上炙烤。不一会,随着蛋白体燃烧而散发出的气味渐渐消散,这只可恶的家伙就变成了一粒炭。

7 月,梁方明和电台同时抵达总部。8 月,张小章被任命为联络台台长(新闻台台长是符集庭)。这期间,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接到调防命令,对琼崖独立纵队的追击力度逐渐减弱。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迁移至南渡江畔的合水圩附近,这里可见南渡江的潾潾波光,四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司令部驻在山坳处,电台设在山脊上。

电台调试好后,张小章开始上台搜索延安台的信号。白天雷电干扰大,她就改在夜晚守听。每天晚上 19 点开始到次日凌晨 4 点,从按约定的波长小范围搜索,逐渐地扩大搜索范围;从一般守听的刻度盘旋转速度, 到一丝一丝旋转;从长波到短波,又从短波到长波,转过来又转过去。一个波段的几十个信号,强的、弱的她都不放过,都要逐个辨别,哪怕是微弱到几乎无法辨别的信号。守听是一项细致活,试想在茫茫夜空中,稍纵即逝、   漂泊不定的无线电波,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绝难捕捉得到。在东江纵队,张小章长期与延安台联络,对他们声音、手法、惯用波长都很熟悉,只要延安台出现,即使信号再微弱,她也能捕捉得到。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延安台信号始终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被搜索到。

那时的中共琼崖特委正面临着一个困难局面。到广东去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北撤”的庄田副司令失去了联系,国民党的报纸放出庄田被捕的谣言;张创回琼传达华南分局“南撤”的指示,而此时“北撤”在琼崖独立纵队内部引起的波动还未平息。由于没有电信联系,中共琼崖特委无法向中   央报告所处困境,也无法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冯白驹经常到电台询问相关   情况,虽然总是安慰张小章不要焦急,再找找原因,但张小章看得出,冯白驹内心比谁都着急!张小章自感惭愧,这本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却迟迟等不到结果,真是急死人!可又十分不甘心,眼下自己能够做的,唯有一丝不

黎明号角向太阳

在岭口战斗中牺牲的英雄团长许会盛

苟继续守听。

这个尴尬处境被病愈归队的梁方明在《历尽艰难险阻赴琼崖,帮助琼纵建无线电台》中记录下来:

我回到司令部之后,看见电台还没有和党中央叫通,心里就非常焦急,还有什么比当一个叫不通的电台手难过的事呢?更重要的是:电台叫不通,训练工作也难于全面进行,我们的任务是这样重大,因此张婉玲等同志就常常彻夜分班守台。有时,天电很强,电波干扰大,什么也听不清楚。我看见张婉玲同志一面两手握着‘度盘’在调节电波,一面眼泪就沿着面颊往下流。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9 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张小章忽然听到非常熟悉的声音和亲切的手法,再听呼号,果然是中央台在呼叫琼崖。她高兴地大喊:“我听见中央的呼叫了!”周围还没有睡着的同志都跑来把小章围住,兴奋地等待着后续的联络。中央台呼叫停止了,张小章立即呼叫:“延安、延安,琼崖呼叫,琼崖呼叫!”但是中央台听不见琼崖台的呼叫。过了一会儿,中央台又开始呼叫:“琼崖、琼崖,延安呼叫!”等中央台呼叫停止,张小章接着呼叫……就这样往返数次,我们听得见中央台,中央台却听不见琼崖台。

为什么中央台听不见我们?是发射功能不足吗?梁方明和王谷彰天天  来检查发报机,他们对波长反复检测,并未发现波长不准。于是在调整天线方向和加高天线上下功夫。他们动员大家上山取材,专找两年以上直挺   的老竹,用山藤把竹竿接起来。从两根加到四根,最后加到七根。七根竹竿   的高度有三十几米高,在没有高空作业设备的原始森林里,这是极限了!

在 9 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张小章与中央台终于联络上了。听到中央台停止呼叫后,张小章连发长呼叫,直到听见中央台再呼叫时才停止。经过如此来回呼叫,中央台终于听见琼崖的呼叫了。张小章继续长呼,中央台迫不及待地来了一个“·—·”(的达的),张小章为证实真伪,于是也停止呼叫,试去一个“·—·”,果然对方再来一个“·—·”,这是真的,不是幻觉,是

真正的幸运降临!为了核实呼号,张小章请对方呼叫,果然是“ABDECD”(琼崖台呼号)。“我们和中央联络通了!”张小章跑出茅草棚高声喊着。梁方明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在《历尽艰难险阻赴琼崖,帮助琼纵建无线电台》中回忆:9 月的一天晚上 10 点多钟,我还卧在床上没有睡着,忽然听到张婉玲同志大叫:“接通了!”我一骨碌爬起来。霎时这消息就传遍了司令部。张婉玲同志这一声高喊,把我们从 7 月到今天,几十个晚上的失望、痛苦的心情一扫而光了!

多年后,张小章在《我在琼崖纵队电台工作的回忆》中写道:

当喜讯传遍整个司令部时,冯白驹、林李明等首长都跑来,谁都想从耳筒里听听中央的声音。冯司令虽然看见我全神贯注地联络,也忍不住带着迫切的心情问我:“小张,真的和中央联络通了吗?”我点了点头,然后一面按着电键,一面报告冯司令“:我现在请他发报。”“他说没有报。”“他请我们发报。”“我们也没有报。”“他约我们明天 19 点再会。”这时我请示冯司令,冯司令也只好同意,我通知对方表示同意。为了琼崖独立纵队和中央接通联络,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操了多少心,东江纵队首长和琼崖独立纵队首长呕心沥血,多少党的好儿女献ft了生命,多少同志历尽艰难困苦,才得到今天,可惜只有几分钟又分手了,要等到明天 19 点。我真舍不得放手,为了表示喜悦和无比不舍的心情,我发去一个“88”(表示拥抱),中央联络台的同志回复了“88”,于是一串串数不清的来来去去的

“88”,我们沉浸在历尽艰苦、两军相会互相拥抱的情景中,最后才不得不

“SK”(告别)。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什么姓名,但数十年来我一直怀念他,怀念这一个当时和我互相热烈地、紧紧地拥抱的人。

第二天晚上,叶佐平和对方如约上台,互相发了一份电报。叶佐平用林青在香港交付的密码翻译中央的电报,却译不出来。叶佐平向冯白驹汇   报后,冯白驹说他那里保存有中央送来的密码,不妨拿去试试看。

叶佐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的机要工作》中记述:

这些密码有的是李少青同志留下来的,有的是电信联络中断后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送来的。我对这些密码进行了排列清理,从中发现了一   份密码同中央来电相符,我高兴极了!立即按照该密码所规定的方法制成   了一份密码,但译ft的电文半通不通,经过细心猜译,发觉来电因造密时漏了一个字,造成排列上的混乱。经过校正之后,电报译ft来了,是一份业务报。内容大意是:我处不知你处有何密码保存着,请告。来电用的是一个   简易密码,用孙中山“总理遗嘱”中每个字的后两个字码(即明码的后两个码)进行间隔排列,造成一份底码,再用来电数码相减就是电文。那时使用   的都是明码底本,密码底本因交通条件限制,在海南尚未使用。我使用林青同志带来的密码给中机(中央台)一份复电,中机译不ft,我又改用中机来电使用的密码再复中机,中机又说译不ft。我迫于无奈,只好叫张小章同志用英文缩语告诉对方,用来电的密码翻译。电报终于被译ft来了。

延安台译出琼崖台的电报后,9 月 30 日中共中央给中共琼崖特委发来贺电:“冯李黄 / 九月二十四日电悉,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

与党中央取得联络的消息传遍整个驻地,全军上下欣喜若狂。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杀猪、宰牛、举办联欢晚会来庆贺这特大喜讯。入夜,人们在南渡江边燃起篝火,用歌声和舞蹈尽情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冯白驹带领总部工作人员合唱《延安颂》揭开篝火晚会的序幕,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们唱着刚学会的《通信兵之歌》。晚会渐渐升温。在全场的一致要求下,冯白驹唱了一段琼剧,接着有几个琼剧迷也出来唱了几段,把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这时,有人用唢呐吹起《盅盘舞》的曲调,李明等人领头跳起了盅盘舞,   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最后跳成了集体舞。大家跟着唢呐的调子摆动着身子,欢歌笑语连成一片。在热烈掌声中,东江纵队援琼的五名电台精英唱起了《东江纵队之歌》: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于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同志们,前进吧,光明已来临,今天我们是民族解放的战士,明天啊,是新中国的主人!

歌声伴随着欢笑声,在南渡江上空久久盘旋不散。

与中央取得联络后,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机关挥师进入五指山区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海南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重建电台后,梁方明和王谷彰机务组组装的电台一览表:

张小章联通延安台的 6L6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香港组装),后改用 801 型双管哈脱莱式、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1947 年 5 月派ft西区电台是 6L6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后调回给新华社海南分社使用,改用 38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东区地委电台:6F6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北区地委电台:6F6G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南区地委电台:71A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第一总队电台:71A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第三总队电台:6F6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第五总队电台:71A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接应渡海部队作战指挥部电台:807 型单管电子交联式发报机,手摇发电机供电,10W 以下,收报机为四管不调整高放式。

前线指挥部电台:6L6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1948 年秋攻前线指挥部电台:6F6G 型单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新华社海南分社电台:801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

1948 年以后总台:一台(对上台),为 801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

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式。二台(对下台), 为 6V6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15W 手摇发电机供电;后改为 30 型双管哈脱莱式发报机,电池供电,5W 以下;收报机为三个 30 型电子管自差

责编:宋雪姣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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