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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讲那过去的战斗故事
来源:南海出版公司 2018/12/18 09:27:03 作者:何志青 何志华 何志江 何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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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符福炳家住了二十多天,你们的爸爸伤势有好转后,我们就很快赶回了部队。随即,你们的爸爸接到琼崖纵队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司令部尚在琼中番阳一带),要求我们用国民党军队遗下的这些汽车,把国民党军的家眷送往海口。

母亲赖少萍 (曾用名赖香兰),1924 年出生于海南文昌重兴镇一个农民家庭, 家庭生活十分贫困。

1939 年 2 月,日军的铁蹄踏进海南岛,母亲聆听中国共产党到村里宣传抗日救亡后,于 1940 年 8 月自愿参加了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她当过炊事员、炊事班长、护士和护士长,一直与一线部队一起冲锋陷阵,英勇战斗,多次流血负伤。海南解放后,她于 1959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直至 1982 年2 月离休。

“我们党走过了几十年的历史,一静下来,往事就像洪水般在我脑海里不断地翻腾,仿佛就在眼前。” 这是我们回家看望母亲时,她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与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着挂在墙上的父亲的遗像,母亲讲起了当年的战斗故事。

1949 年初,琼崖纵队已发展壮大到三个总队十个团,一万余人。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琼崖纵队决定集中兵力对驻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春季攻势,我们的目标就是打一个地方,消灭一部分敌人,解放一块土地,建立一个解放区。那时我在第一总队第七团九连当护士长。

1949 年 3 月中旬,琼崖纵队包围了位于澄迈县好保的国民党据点,打了三天,消灭了敌人,解决了战斗。紧接着我们第一总队第七团 (肖焕耀任团长) 又接到新的战斗任务,从澄迈水井村ft发,连夜急行军赶赴临高和舍的海岸岭设伏,计划歼灭那里国民党的保安总队约一个团的兵力,这是国民党盘踞琼崖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罪大恶极的杨开东任其总队长。

我们占领了海岸岭制高点。天刚蒙蒙亮,敌人摸了上来,我们与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次战斗我们部队伤亡很大。我所在的九连,主要任务是打包抄,七连负责正面进攻,八连是助攻。战斗中七连的伤亡非常大,几乎全部牺牲。战斗结束后, 团长肖焕耀命令我 (当时我是连队的护士长) 和三排的十多名战士留下来负责掩埋牺牲的战士的遗体,一个也不能落下。没有挖土的工具,我和三排的十多名战士就只好用手在荒芜的土地里挖坑,土地十分坚硬, 又有很多碎石,很难挖下去。战士们的手都磨ft了血, 但仍坚持不停地挖。这些同志都是被敌人机枪一排排扫射而牺牲的,一共有八十八名干部和战士,尸体都僵硬了,烧得黑黑的,我们悲愤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因棺材不够,只有连干部用棺材装殓,其他战士只能直接放入浅坑中掩埋了。天快亮时,我们才把牺牲的战士遗体全部安葬完毕,然后遵照上级命令追赶部队。在归队途中向导还带错了路,几经周折才回到了部队。回到大部队,我遇见你爸 (何敦锦),才得知他所在的第三总队第一团也参加了海岸岭战斗 (我们的爸爸是第三总队第一团的政委),他们团打的是迂回包抄。你爸爸还打趣地跟我说:“你怎么还没有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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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敦锦、赖少萍夫妇(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海岸岭战斗我们消灭了国民党的保安总队。战斗结束后, 我们又到儋州蓝洋包围国民党一个连,包围了七天七夜,取得了胜利。

随后我们又去打昌江的石碌。我们部队包围了石碌的一个据点,敌人有两个营约几百人的兵力。石碌城里有一条大河,据点里的敌人经常到河里去取水, 我们封锁了敌人取水的通道,将其困在据点里。在包围期间,我们连的一个副连长去勘察地形,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头部牺牲了。我把他被掀开的头皮复原盖回, 缠上绷带,给他穿好军装,就近掩埋在一棵木棉树下。

1971 年我重返石碌时,还见到了那棵木棉树,烈士的英魂永存。

我军春季攻势持续了三个月,琼崖纵队从澄迈好保打到东方的九所,取得了节节胜利。春季攻势结束后,我就从第七团调到了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团。

革命战争年代,我一直都在一线部队,参加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斗,目睹了许多惨烈的战斗场景,记忆最深刻的要数琼山大水村那场战斗。

那是 1942 年 1 月,我在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吴克之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陈求光是大队长。那 时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我们部队非常缺乏枪支弹药。一天,我们得到情报,琼山甲子的国民党军将从海 口运送武器、弹药经过琼山大水村。我们部队部署了围 点打援的作战方案,部署一个排的兵力在大水村的石桥 边上进行埋伏。当敌人叫挑夫挑武器弹药过桥时,我们 一开枪,挑夫把武器弹药箱一扔就跑了。为消灭更多的 敌人,我们决定把敌人放进村里聚歼。村里有十多间民 房,我们从外面进行包围,逐渐缩小包围圈,迫使敌人 从开始占据的五间房退缩到只剩下一间房。敌人在房间 里挖了十多米长的深沟,把枪支弹药埋了进去。我们考 虑过用火烧敌人的办法,但怕烧坏了枪支弹药。敌人的 援军被我军阻挡在外围打不进来。战斗中,我们也牺牲 了不少同志,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五位同志,在这场战 斗中就牺牲了三位。

我们包围了敌人七天七夜,不给敌人吃喝。当时第一支队的三个团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缴获不少战利品,随后部队撤退转移。大水村战斗规模之大、战斗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是空前的。

我在战斗生涯中曾经负过三次伤:两次重伤,一次轻伤。

第一次负伤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 1942 年 12 月的事情,也就是我参军的第三年。当时我在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的炊事班负责营运工作, 配合司务长负责挑米挑菜。当时,日军对我琼崖抗日武装进行封锁和疯狂的“扫荡”。我所在的部队驻在海口羊山地区,生活十分艰苦。春节快到了,为改善指战员们的生活,部队决定筹集生活给养。当时我虽然只有十七岁,但个子大、有力气,所以安排我去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得知府城昌英村的地主老财有一批年货要送到海口,就决定截取这批年货。12 月 26 日凌晨 5 点多,我随大队长及其警卫员二十多人走到府城昌英村附近时与敌人遭遇,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敌人狼狈逃窜,我们顺利地获得那批年货。可是,我们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就遭遇了日军,头顶上有日军从海口大英山机场起飞的飞机狂轰滥炸,地面上也有日军的机枪扫射。敌机突然袭击,投下的一颗炸弹把大队长、机枪手和我都炸伤了。我的伤在腿部和头部,头部属擦伤,是机枪打的;腿部是炸弹炸的,属重伤。 因负了重伤,无法行走,我只好爬进附近茂密的茅草丛里躲藏起来。当时日本士兵四处搜索,并用刺刀乱刺、 乱戳茅草丛,险些刺伤我。直到夜晚来临,天上只有零星的几颗星星闪烁,伸手不见五指,队伍重返打扫战场时,战友小声呼喊:“香兰①,香兰,你在哪儿?”听到我的回应后,他们找到了我,护士把我从茅草丛里背了ft来,把我参军时母亲用米袋子给我缝制的唯一一条裤子给剪开了,用来为我包扎伤口止血。事后我才知道, 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的大队长和机枪手都牺牲了,那位机枪手也才十三岁。这次遭遇日军袭击,我们牺牲了七位战友,除了我,还有十五人负伤。

部队还有行动,我们这些负伤的同志已无法随军行动了,部队就留下两个人照顾我们。我们一共是十八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伤员集体,住在府城的昌英村一带,一住就是两个月,给养员负责照顾我们。因是敌占区,敌人封锁很严,我们十六天都没有吃过一粒米,只能靠喝一点水维持。村里的保长是我们的人, 他用筐把毛薯与牛粪混装在一起,躲过敌人的封锁检查,送给我们吃,让我们勉强维持体力。有一次,我们中有三个可以勉强走动的战士,没有打招呼就ft去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当初我们还以为他们去投敌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去荒山野岭找野果充饥时迷了路,也没有给我们找回可以吃的东西,真是虚惊一场。

①母亲原来的名字,1949 年才改名为赖少萍。

后来,部队派了交通员来看我们,回去后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被告知支队部已转移到琼山县第二区去了,在南渡江东边的方向。领导决定将我们也转移到琼山县第二区后方医院。我们大都伤势重, 行动困难,于是上级领导找了三十多个村民用担架来抬我们,三个人抬两副担架。符儒汉同志是驳壳枪排的排长,他奉命带队来接我们转移时带来了一点米, 煮给我们和担架员吃。稍微有了一点体力后,我们就和担架员一共几十人一起转移。

记得从昌英村ft来才走了五六里路,就遇到一小股土匪,负责抬我的担架员吓坏了,一股脑儿把我扔到路边的壕沟里,后来证实遭遇者不是敌人后,才又把我抬了ft来,继续赶路。赶往琼山县第二区须穿过羊山地区, 羊山地区地形复杂,为了安全,我们就住在当地老百姓的羊圈里,一住又是二十多天。直到转移回到部队的后方医院,我们才真正地吃上了米饭。这段日子真是非常艰苦,只有以坚定的革命意志才能够坚持下来。

三个月后,我的伤口疼痛有些好转,但腿部的伤因为无法取ft弹片只能用草药敷疗。当时张世英是第三大队的副政委,我向他提ft想回部队的要求,他说:“你还不能行军,怎么能回部队呀!”后来,吴克之安排我暂时去部队后方的机械厂,也就是制造弹药的工厂,这个工厂在澄迈。又过了数十日,我的伤已基本痊愈了,我就向当时的厂领导 (厂长何为民,文昌人) 提ft回部队的请求,他同意我返回前线部队,于是我顺利地回到第三大队。那时我们第三大队在昌江一带活动,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在独立总队的护士生涯。这次战斗中负伤残留在我腿上 (膝盖骨附近) 的弹片,大大小小共有十三块之多,头部也有一些弹片残留,至今还无法取ft来。现在每当遇到天气变化, 残留在身体里的弹片仍常常会给我带来阵阵疼痛。

我第二次负伤是在 1943 年五六月间。那是在昌江一带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一起行动,符志洛是第四大队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我们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这次战斗中,我正在为郑壮年同志(连队政务员,儋州人) 的腿部止血,只听到子弹从头上飞过去的飕飕声,我顿时感到头上好像有汗水流了下来,用手一摸才知道是流血了———我的头负伤了。记得几年前,我在参加海口老年人打门球活动时见到了老战友郑壮年,他还笑谈当年我为他止血负伤的事,戏说我不给他止血。我说:“如果我不为你止血,你还能活到现在?我为你腿部止血时我的头部还负了伤呢!也有弹片存留,至今无法取ft。”我们俩会 心一笑。

后来部队到昌江海头、海尾战斗时,我也负过一次轻伤 (在左腿上)。负伤后,我仍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嘛!

海南解放后,我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医院进行检查,1970 年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医院第二次复查。我的战斗负伤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疾(现六级),至今我还领取国家的残疾补助。

我与你们的爸爸是在 1946 年 12 月结婚的。那时,解放战争开始后,琼崖的国民党军队到处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为了保存实力,我们部队进行了整编。当时我们琼崖独立纵队第四支队(解放支队) 在儋县南丰一带集结休整。潘江汉任支队长,郭壮强任副支队长,你们的爸爸任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政委。

快过年了,组织上就安排下属几个大队的领导举行集体婚礼,当时有十二对新婚夫妇同时举行婚礼, 我和你们的爸爸就是其中的一对,还有冯位才、吴方定、王民和张祖泉等人。婚礼办得简朴大方, 每对新人分得了四块银圆, 算是领导的贺礼。

当时附近村庄的百姓也来参加, 军民同乐,集体婚礼的场面很是热闹。

在战争年代,你们的爸爸一共负过五次伤。第一次是在 1943 年打日军的时候,是在儋县王五的战斗中,日军的机枪子弹打中他的大腿部位,是他所负的伤中最重的一次;第二次是 1947 年年末,在万宁牛漏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战斗,他臀部负伤;第三次是在琼海石壁战斗中,敌人的子弹由他大腿穿过;第四次是 1948 年在定安安良一带,与敌战斗中右手臂负伤;第五次是在赶往接应解放大军渡海作战的途中, 在文昌南阳、蓬莱和琼山中税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交战, 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负伤,伤在颈部。

1950 年二三月间,渡海作战的第一二八师在琼山桂林洋一带登陆,当时大军部分已登陆。你们的爸爸所在 的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一团①,接到赶往海边接应渡海作 战的登陆部队的任务。部队在走到文昌南阳、蓬莱及琼 山中税一带,准备吃晚饭后继续行进时,不料被密探告 密,说是有小股共产党地方军在这一带活动。敌人听说 只有小股共产党地方军就大胆派兵来攻打。我们发现敌 情后,决定包围来犯之敌。战斗打响后,敌人觉得对手 并非地方武装,而是琼崖纵队的主力部队,他们马上丢 盔弃甲,掉头就跑。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爸爸负责指 挥三连作战,敌人的机关枪子弹从他的颈部前左侧打进 去,再从右侧穿ft。战斗结束后,有同志告诉了我这个 消息,我十分担心。随后,部队要继续前往定安黄竹方

①何敦锦时任第一团政委,张积成任团长。

向执行战斗任务,你们的爸爸要求带伤随部队行动, 但张积成团长不同意,说是部队战事紧,又无药品治疗伤痛,一定要他留在文昌南阳养伤。无奈,他与警卫员符光英同志 (琼海烟塘人),还有几个负伤的战士,再加上我,一起留了下来。

你们的爸爸养伤是住在文昌南阳的一个叫符福炳的老乡家里。符福炳有两个女儿,一个ft家当了尼姑, 一个已ft嫁,只有他们两口子住在一间房里。夫妇俩对我们可好了,他们在房中支起一张床给你们的爸爸卧床疗伤,精心照顾,还叫你们的爸爸给他们当儿子。 后来中共文昌县委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县委书记带着两个同志到符福炳家看望我们,交给我们十块银圆用于疗伤。在符福炳家住了二十多天,你们的爸爸伤势有好转后,我们就很快赶回了部队。海南解放后, 符福炳老两口成了我们的老房东,你们的爸爸一直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只要有空就去探望他们,嘘寒问暖,每每逢年过节都会给他们送去一些钱粮。常来常往,我们之间的交往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们两口子离世才终止。

解放大军分批登岛,展开对守岛国民党军最后的打击。我们参加了黄竹战斗,打了三天,接着又受命赶往三亚榆林港。路经文昌、万宁和陵水等地,一直向三亚追击,沿途看到许多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我们追击三天三夜,到达了三亚榆林港。在那里,我亲眼看见国民党的五艘军舰开走了,码头上乱成一片,留下许多老人、妇女和孩子,她们都是国民党军仓皇逃跑遗弃下的家眷,她们上不了军舰,在那里哭天喊地。 现场还遗留下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汽车。随即,你们的爸爸接到琼崖纵队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司令部尚在琼中番阳一带),要求我们用国民党军队遗下的这些汽车,把国民党军的家眷送往海口。这时你们的爸爸因用了一些缴获的药品,对伤口的疗效不错,已经结痂了。他带领一个排,把国民党家眷遣送到海口。在以前海口老市委及中山纪念堂附近旧式建筑内的一个大院子里,他们将人如数清点后交给了我军管会的同志, 当时清点交接的国民党军队遗弃下的眷属有八百余人。

你们的爸爸在战争年代存留体内的子弹头,还是海南解放后才取ft来的。那是 1957 年 8 月,他按组织安排从广州军区独立第四十七汽车团调回海南军区之前,我随他一起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做的手术。医生从他的臀部取ft了两颗子弹头,一颗子弹头是直的,是国民党打的;另一颗是歪的,是日军打的。这两颗子弹头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1957 年 5 月,你们的爸爸还有幸到首都北京参加“五一”观礼活动,接受毛主席、朱德、刘少奇、邓小 平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留下珍贵的照片。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听着母亲讲述过去的战斗故事,我们完全沉浸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仿佛看到父辈们正驰骋在琼岛大地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杀敌,为海南人民的解放冲锋陷阵,为后代的幸福生活不怕流血牺牲, 不怕艰难困苦,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让我们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那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更是让我们热血沸腾。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父辈们的高大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写于 2011 年)

责编:陈倩柔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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