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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健 ——一腔热血求解放
来源:南海出版公司 2019/01/07 16:24:46 作者:韩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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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健(1916—1995),曾用名韩藻光,海南万宁县人。1931 年 9 月在马来亚参加革命工作。1939 年回国参加抗战,在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一中队(东江纵队前身)任政治指导员、东江纵队第六支队第五大队政治委员。1945 年 10 月中旬,韩健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黄康、东江纵队第四支队叶茂和中共琼崖特委组织部部长陈乃石四人同行回海南。回海南后在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先遣支队)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47 年 12 月到地方工作,任中共定安县委书记。1949 年初,调任琼崖东区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到海南解放。海南解放后,历任海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业部基建处处长,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博罗县委书记, 韶钢党委书记,冶金部韶关矿务局党委书记,广东省科委副主任,广东省科技局副局长,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广东省计量局局长,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务。1983 年 10 月离休,1995 年 9 月在广州病逝。

在“孤岛奋战,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艰苦卓绝的征程中,琼崖革命卓越领导人冯白驹高举革命旗帜,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磨砺出具有琼崖特色的“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精神。跟随这面旗帜一路   前行的众多的琼崖共产党人,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卓绝的孤岛奋战,最后接应野战军渡海作战,于 1950 年 5 月 1 日迎来海南岛解放。

在众多的琼崖共产党人中,有一位出生在海南岛万宁县第四区(今万宁市龙滚镇)治坡村的热血青年,名叫韩健。他一生对党忠诚、正直清廉, 不仅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还有对革命理想必胜的信心。无论战争年代条件多么艰苦,他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童年目睹革命风暴

韩健 10 岁那年,万宁县第四区在广东省农会特派员杨树兴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治坡村和深美、东坡、南港等沿海一带村庄,成立了港乡农会。农会领导广大贫困农民打倒地主土豪劣绅,进行减租退息,并宣传新文化,移风易俗,成立夜校识字班,教革命歌曲。韩健那时候和大人们一起识字唱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追求革命理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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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健(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海南岛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战乱。同年 12 月的一天,驻分界圩的国民党民团纠合博鳌圩国民党军队六十多人,“进剿”港乡的治坡、深美、东坡、南港等村庄,到处烧杀掳掠。港乡农会组织农军和农友五百多人,手持单尖枪、三叉炮、钩刀、棍棒等武器,回击敌人的进攻。但毕竟国民党军武器精良,我农军和农友抵挡不过他们,在战斗中有十七人被杀死,四人溺水死亡,多人受伤。年幼的韩健目睹了这场革命风暴,从此脑海里被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战争打到万宁第四区治坡村,人们开始四处逃亡。韩健在父亲的   安排下,跟随同村兄弟乘木帆船到南洋避难。帆船在南中国海上借风航行   进入公海,又在公海上行驶了一个月,最后在新加坡一个偏僻的海岸登陆。韩健在新加坡住了几天后,转到了吉隆坡。这时他只有 11 岁,小小年纪开始了背井离乡当童工谋生的艰苦生涯。

异国他邦干革命

韩健在吉隆坡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因为年纪小, 不好找工作,只能在华人老板家里打小工,或卖报纸,或在茶馆里打扫卫生和洗涤茶具,等等。这样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愁下顿,东干一家西干一家的生活,历时三年多。这期间,他为了增长自己的文化知识,一边打工,一边到半工半读学校读书,刻苦学习汉语、数学和英语。空闲时,他到老乡那里打听家乡的消息,最主要的是倾听新思想、接受新事物。因为那些老乡都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们向韩健讲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共产党为人类谋幸福的宗旨,而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是人民的敌人。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懂得了穷苦人民只有联合起来,彻底推翻剥削阶级、推翻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积极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1 年 9 月的一个夜晚,韩健跟随马来亚共产党的地下党同志参加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活动,他们开会、贴标语、发传单和挂红旗, 扩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在这一天,他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青年团, 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韩健住在马来亚雪兰莪州委的联络站,他负责收发党、团组织的文件。有一次非常危险,差一点泄露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秘密。那是一天清晨,联络站被英帝警察包围了,警察进屋搜查。屋子里住有三个人,警察   对床铺逐个搜、衣物逐件翻,翻了两个床铺后,未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然后,指着房间里的另一个床铺和衣物问:“这是谁的?”韩健毫无惧色地大声回答:“这是我的。”他们看见他年纪小,神色若无其事般淡定,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几个人嘀咕了一阵,便收兵回去了。其实那些衣服内层夹着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文件。

1933 年,韩健当了雪兰莪州团委的领导,负责各华埠建立和扩大学联、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作,主要任务是举行“飞行集会”,发表演说,揭露英帝颁发挑拨亚华关系的移民法律的阴谋,发动并领导中央工厂工人、煤炭工人等举行大罢工,开展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增加工资的正义斗争。每一次斗争都受到英帝警察的镇压,不少同志被逮捕入狱,并被驱逐出境。

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来亚党、团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转为宣传团结抗战,发动华侨组织救亡团体, 动员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募捐支援祖国抗战物资等。当时,韩健除了积极参加活动、积极宣传抗战外,还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请求回国参加抗战。

渡洋回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 年 5 月,马来亚共产党同意韩健和一帮热血青年回国参加抗日。当时他身上揣着做了一年苦力活积攒的一百多元叻币作为回国的路费,与黄步潮、黄儒、谢家昌、李时新、严作平等离开马来亚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时,马来亚共产党又派李丹加入,这样他们一行七人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5 月初,他们乘坐英国的轮船启航了。轮船在公海上航行了五天,即将驶到南海。这时,日本军舰对轮船跟踪监视,夜里用探照灯向轮船扫射。船长便叫大家进入客舱,以免出事。韩健回忆说,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都年轻,进仓后,爱国热情像海涛般汹涌澎湃,大家不禁引吭高歌起来:

这是在异邦的海洋上, 簇拥着一群热血儿郎, 内心跳动着一样的想象, 横渡汹涌的七星洋,

踏上灾难的祖国战疆。

同学们!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爹娘! 一起站在红灯码头上,

天海交接那边, 新的曙光不期而至,

夕阳散发欢送的娇艳。

夜幕降临了,

人们匆匆踏上甲板, 进入客舱,

火轮开动了, 加速马力启航。

夜幕的苍空, 月儿微微发亮,

海涛呼啸,马达轰响,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回到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

太阳西落又东升, 月亮时暗时明, 人们满怀信心,

加速马力乘风破浪,

勇敢发奋,向祖国前进不彷徨。

东江纵队岁月

韩健他们回国准备北上延安。在途经香港时,经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联系,他们得知广州沦陷,北上延安的计划受阻,想改道从越南河内到昆明,再北上,但海上有日本军舰日夜巡逻,此道也行不通。后来,他们接到廖承志同志的指示:先去广东东江游击区,待以后看情况再说。于是,韩健   他们把北上的旅费和衣物等存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梁上苑同志处,便和北马回国华侨服务团的二十八人一起去东江游击区的惠阳县岼山镇,加入了曾生领导的部队。韩健先被编入抗日新编大队特务队,后又被编入第   一中队(广东人民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在广东惠阳一带开始了抗日战争的戎马生涯。

1940 年 3 月 8 日,国民党顽军罗坤、梁桂平两个支队和惠阳、博罗两个大队约两千人,从北面和东面向坪山镇推进,企图“围剿”“歼灭”坪山镇的抗日新编大队。为保持有生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大队决定将队伍向东移至海陆丰。9 日夜晚,新编大队在夜色的掩护下,顺利穿过敌人的包围圈,经石井、田心向东突围,在摆脱敌军的包围后,拉长队列,往东转移。

16 日傍晚,新编大队到了惠东县高潭镇。高潭镇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个老苏区,地方党组织基础好,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革命。韩健他们第一中队和大队部住在橘树林的一所小学里,第二中队和第三中队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谁料到了 17 日下午,国民党一八六师凌育旺团和李坤、罗坤两个支队两千多人追踪而来。凌育旺一个营兵力首先向第三中队进攻。当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致使韩健所在的第一中队听不到枪声。当第一中队听到枪声立即赶去救援时,由于相隔着一条河,并被顽军火力控制着,无法渡河过去救援,韩健他们只得就地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来敌。这时,第三中队和前来救援的第二中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战斗失利了。顽军立即气势汹汹地准备渡河,扑向第一中队阵地。第一中队的指战员们利用有利地形,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对岸的顽军开火,击退了顽军的几次进攻。但毕竟顽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火力强大,持久战对第一中队不利。第一中队便掩护大队部,边打边退,到天黑时,利用夜色撤出阵地。

当夜,新编大队大队部和第一中队由高潭镇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引路,抬着伤员,跋山涉水,踏着泥泞的山径,通宵走了五十里路,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拂晓前到达了松公坑村。进村后,队伍先在村后的树林里掩蔽休息。天刚亮,当地群众知道抗日队伍来了,看见战士们满身泥水,立即将他们带进屋里,忙着生火,为他们烘衣服,烧水给他们洗脸烫脚,并做饭给他们吃,像照料亲生儿女一样无微不至。

韩健他们在松公坑村住了一段时间。其间,第一中队全队七十多人由   中队长彭沃带领到海丰县的梅陇、鲘门一带掩蔽活动。不久,彭沃同志有新任务离队,队伍由韩健和韩捷同志率领,在海丰、陆丰两县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一天下午,他们从陆丰县碣石圩附近折回海丰县的九龙坳时,被国民党顽军跟踪追击。战士们立即与顽军激战,打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天黑。由于敌强我弱,第一中队被敌人打散,韩健和韩捷失去联络,七十多人   的队伍失散了。幸好有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他们才一个个取   得联系,陆续集中起来,但是,这时只剩下二十多人。

韩健他们在海丰、陆丰边界继续掩护活动半个月,日伏夜行,不敢在一个村庄住上两天,夜夜都要搬家。由于敌人搜索追查,形势十分险恶,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二十多人只好又折回高潭镇。

回到高潭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吸取以往屡次被敌人跟踪追击的教训,队伍不住民房,分别在双坑仔、阿婆坑、杨梅水等三个山坑里搭建草寮隐蔽住宿。其间,粮食和药物等给养全都靠高潭党组织负责供应,由群众挑担,避过敌人的搜查,跋山涉水,走几十里山路送来给战士们。当时   正值雨季,常常遇大雨后山洪暴发,交通受阻,时有断粮挨饿状况。

由于韩健他们隐蔽起来没有动静,几个月后,敌人没有发现第一中队的行踪,渐渐地放松了搜索追击,部队得到了暂时的休整,伤病员在群众的帮助下逐渐康复。

根据上级指示,部队要转移返回东宝敌后前线。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   晚,韩健他们这批在高潭人民亲切关怀、掩护生存下来的二十多名人民战士,渡过了最艰苦的难关,依依不舍地向亲人告别,踏上回东宝敌后前线的征途。

离开了高潭,他们二十多人日伏夜行,沿着东移路线,经过海丰县、惠东县、惠阳县、宝安县,回到了东莞县的大岭山区敌后。他们到了大岭山, 见到了一些在斧头山、九龙坳战斗中失去联系的同志。曾生同志知道他们回来了,特地和几位领导同志来看望他们,并就当前敌后形势和大队的情况,向大家作了讲话。当时的情况很艰难,整个部队一共七十多人,只有一挺轻机枪、二十多支步枪,经济也很困难。

由于部队刚到,日军和国民党顽军都尚未发现,形势比较平静。群众看见部队回来了,非常高兴,经常送来鸡蛋、蔬菜等,给部队加菜。不久,第一中队长彭沃回来了。此时为了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曾生大队进行整编,大队下属三个中队。韩健他们原第一中队的二十多人编为曾生大队第一中队,代号为虎门中队。彭沃任中队长,韩健任政治指导员,韩捷任副队长。是年冬天,东莞一批青年参队,虎门中队由二十九人扩大到三十多人,   其他第二、第三中队也相继恢复并扩大人数,于是全大队计有百余人。

1941 年 6 月 10 日夜,驻莞城、厚街、太平、桥头的日军长濑大队四百余人及伪军两百余人倾巢而出,分兵两路悄悄地奔袭大岭山区中心百花洞村。日军的目标是消灭新编大队,消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主力,摧毁刚刚创建不久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百花洞激战持续了两天,击毙日军指挥官长濑大队长和日军六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及弹药等军用物资一批,战马数匹。战后,驻扎广州的日军华南方面军头目自称:“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这次伏击战,虎门中队打先锋,班长张兴阵亡,韩健和副中队长祁和负伤。韩健左臂粉碎性骨折,当时部队没有军医,又缺药物,只能用中草药敷治。由于碎骨取不出来,他发着高烧,左手不能动弹,时间长达几个月。彭沃队长来探望,自告奋勇提出由他自己设法取出碎骨。彭沃队长将一把刺刀在火上烧了烧,然后将韩健的创口切开,清除烂肉,并用银钳把肉内的碎骨钳出来。经过四天的四次操作,共钳出十一块碎骨,然后敷上中草药,韩健的伤口才逐渐愈合。自此之后,韩健的左臂那里留下一个深凹的洞,属于二等甲级伤残军人。

百花洞大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惠阳、东莞、宝安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鼓舞了东江地区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游击战争的政治影响。

1945 年 2 月,东江纵队第六支队在海丰县大安洞成立,曾源任支队政委,叶基任支队长,韩健任第六支队第五大队政委,韩捷任大队长。第六支   队基本都是以原护航独立第四大队人员为主。当时由于韩捷尚未到任,第五大队便由韩健率领向高潭进发。第五大队的任务是以高潭为基地,向海   丰、陆丰、紫金和五华等县边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政权,壮大武装力量,打击敌人。

当时高潭镇没有日伪力量,也没有国民党反动军队,而地方国民政府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是同情抗日的。但是考虑到队伍刚到,先不露面为好。因此,饭后天还未亮,韩健他们便上山掩蔽休息。上午,林海亭同志便带着地方党负责同志黄亦文、黄育文等前来看望部队,并交换情况。接着,大家研究在短期内如何开展军事行动。地方党同志提   出首先打击目标是离高潭镇约十五里处,反动军钟超武的杨梅水食盐运输站和新圩税站,两站官兵各二十多人,枪支各十多支。地方党同志说,这些反动家伙对群众日夜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应及时干掉。接着,他们将税   站内情、武装人员住宿地点及活动规律都说得一清二楚。第五大队决定采   取军事行动,立即派出侦察员到阵地侦察,熟悉地形,选定主攻方向等。韩   健决定由中队长带领一个小队和手枪队分别负责这次袭击盐站和税站的任务。

因为这次袭击行动,敌方事前不知道我们部队已到达高潭,加上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引导,夜晚行动时,敌人正在熟睡,战士们午夜进入敌据点,一枪不发便完成袭击盐站和税站的任务,两地缴获长短枪十七支、弹药货币一批。战士们对这次来到高潭取得不打一枪的首仗胜利无不兴高采烈。

一天下午 5 时左右,炊事班的同志正在做饭,忽然地方党同志赶上山来报告,说有日军百余人刚刚开到高潭镇,有马队拉着大批物资,但是具体番号和装备一时尚未弄清。这次敌人来得突然,韩健和地方党同志正在研究是怎么回事时,黄亦文等两位同志也匆匆赶到,他们也是为报敌情而来的。韩健立即召开了各中队干部会议,并请地方党同志参加。会上,大家对敌人的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认为我部队来了几天都在山林里隐蔽,若是日军发觉来“围剿”我们,绝不会大摇大摆地用马车运来一批物资,估计这股敌人是从海丰县开来的。现在正是下午 5 时,可能晚上在高潭镇住宿,显然是赶路。而从高潭出发,只有经泔溪到李坑屯有马路可走, 估计敌人一定会朝新庵和多祝方向前进,他们明天一定会接着赶路,那么也就一定要经过佛子坳。佛子坳地势险要,两面高山极陡,仅中间那条长长的峡谷可走。峡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十分有利于伏击敌人。   而且敌人未估计到这一带有抗日武装部队,可乘敌人麻痹大意时,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这是一个极好的杀敌机会。大家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后,

韩健便立即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在会上通报了敌情,阐述了经过分析的看法和估计,提出伏击敌人的意见。与会者听了都非常振奋,完全同意敌情分析,一致认为机不可失,大胆打他个漂亮的伏击战。会上,黄亦文立即画出佛子坳的地形简图,做了讲解,并表示愿意亲自带队进入阵地。地方党同志也分头回去,组织一批武装群众配合行动。夜深了,部队集合准备出发。韩健向全体指战员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着重强调这次战斗的目的, 要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响高潭地区消灭日军的第一枪。午夜后,部队进入阵地埋伏,并迅速埋好地雷,组织好火力网。

在东方露出鱼肚色前,日军便离开高潭镇启程赶路,太阳还没出来便已进入部队的埋伏地段。突然,日军先头部队发现埋置地雷的路面有异, 立即惊慌失色,大声号叫起来,乱成一团。由于情况突变,韩健立即下令开火,几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打得日军人仰马翻,先头部队死伤过半。可惜自制的三颗地雷拉不响,而中间和后续的日军又拉得很长,马匹物资插在中间。我军火力不能全面覆盖,控制不了整个战局。日军在后续部队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强行爬上右侧半山腰向我军反击。一时炮声轰隆,伏击阵地上石头、泥沙劈头盖脸地往下砸。我军几挺机枪“嘟嘟嘟”地连续向日军还击,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反击。双方激战四十多分钟,考虑到弹药有限,韩健便下令主动撤出战斗。日军随即慌忙地抬着伤亡人员向布心方向逃窜,散落在阵地上的马匹即被群众牵走了。该战毙敌十余人,伤敌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佛子坳战斗,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那是我军在高潭地区打响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让敌人见识了共产党军队的强大,而人民则看到了抗日胜利的曙光。

1945 年 8 月上旬,苏联红军出师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全线进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琼崖纵队岁月

韩健对抗日胜利的喜悦心情久久未能平静,同时又接到通知,回东江纵队司令部另行安排工作。几天后,曾生司令员找韩健谈话。曾生司令员是个文武全才的领导者,说话声音洪亮,开门见山地说:“抗日胜利了,但新的全面内战又将爆发,蒋介石对我军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将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海南需要干部,他们派员来要人,我们决定调你回海南工作。”韩健感到很突然。曾司令员看穿他的心事,接着又说“:琼崖纵队是党领导最坚强的革命武装队伍,坚持孤岛斗争,由冯白驹同志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斗争的艰苦和残酷比我们严重得多,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并且有很大的发展。你回去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将会获得更好的锻炼。”司令员   的语气是那么恳切而肯定,韩健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需要。

1945 年 10 月中旬,韩健从惠阳县马峦头村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出发,同行的还有广东区委负责同志黄康、中共琼崖特委组织部部长陈乃石和东江纵队第四支队叶茂。他们携带了电台(电台是化整为零,分散给个人携带)。黄康同志是广东区委派去中共琼崖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内   形势及斗争方向的指示,后来也留在海南工作。

当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双十谈判纪要”刚公布,报纸上发表的和平民主建国纲领说得很好,但是,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影笼罩着全国。山西省上党地方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被我军歼灭了几万人。各省市日军   投降尚未缴械,但伪军已被国民党收编为国军,有的地方竟有日军配合国军向我军进攻。在这样一种局势下,韩健一行离开马峦头村,乘木帆船由大鹏湾海面横渡到香港的西贡。因为沙头角镇上的日军尚未缴械,担心海   面上会有日军巡逻艇搜查,他们只好化装成港客,着便衣进入香港。

当时香港已为英军接管,但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店铺开业的不多,满街都是小摊小贩。那些美国大兵横行霸道,哼着歌,吹着口哨,反而很少看   见英军,唯有印度籍警察在站岗和巡逻。此外,还有蒋介石派去东北打内战的新一军塞满街头。这些兵没背枪,穿着军装在大街上乱窜。韩健一行   四人历时一个多月,经香港、澳门,再由湛江辗转回到海口。

海口是海南当时的经济中心,但并不繁华,人口也不多。当时已是寒冬,天气寒冷,街道店铺虽然多半开业,但生意萧条。街上满是一群群荷枪   实弹的散兵。原来 1945 年 10 月,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渡琼,强占了琼崖独立纵队已经解放的南坤、新州、福来、铺前等圩镇。琼崖内战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韩健在海口住了没几天,便启程去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那晚,由一名地下交通员带领韩健他们潜入文昌县的一个村庄,并安顿在一户农民家里。第二天,文昌县委书记符思之前来看望他们。这是韩健第一次和琼   崖地方党同志接触,因为是自己人,他感到很高兴,大家热情地握手、拥抱、嘘寒问暖。符思之同志杀了一只鸡款待韩健一行。那顿饭是多少年来   最好的一次享受。第二天他们开始赶路了,接着一连走了五个夜晚,才到达儋县南丰圩———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驻地。到达琼崖独立纵队司令部驻地当天,冯白驹、林李明、庄田、李振亚等领导同志亲热地和大家握手交谈。他们四人中,唯有李振亚同志是韩健在东江纵队时已认   识,其他领导都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四人都是 40 岁出头的中年人,个个身体结实,意气风发,雄才大略,谈吐自若,平易近人。韩健看到琼崖独立纵队有这么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海南岛有这么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对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解放充满了信心。

1946 年春节刚过,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会议,黄康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其大意是:反共内战不可避免,蒋介石对广东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当时琼崖独立纵队的电台坏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只能由中共广东区委转达。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的领导同志对中央的指示感到非常

重要和及时。现实中,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已进入琼崖独立纵队的外围,敌人的战略决策极其阴险,部署十分周密,战争将要爆发,我们的军队必须赶快动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陈青山和韩健被派到第二支队工作,陈   青山同志任政委,韩健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陈武英任支队长。他们按照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的决议,把队伍迅速开赴澄迈   县与定安县边界驻扎待命。

1946 年春节过后不久,琼崖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两万余人配合地方反动军队共三万多人,向我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我   军采取内外线相结合作战的方针,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由于敌强我弱,经过进攻和反进攻、“扫荡”和反“扫荡”,我军也付出    了不少代价,减员增加,地区缩小。但是经过反击斗争的锻炼,整个队伍坚   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更足了。

正在这一时期,为贯彻执行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1946 年 2月,党中央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将琼崖独立纵队北撤到山东烟台。1946 年 5 月上旬,冯白驹司令员通知韩健谈话,他说中共琼崖特委会议讨论决定, 坚决执行党中央“北撤”的指示,并留下少数精干力量,分散坚持斗争。经中共琼崖特委会议讨论决定,韩健和陈克邱等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广东国民党当局不承认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和琼崖独立纵队,企图把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留在海南岛待机消灭,致使琼崖独立纵队“北撤”计划无法执行。

同年 8 月和 10 月,中共广东区委又两次下达“南撤”指示,要琼崖独立纵队和地方干部撤到越南北方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经过认   真研究和讨论,认为目前敌人正向根据地疯狂“清剿”,严密控制着沿海港口和船只。若我部队贸然进行南撤,不但找不到这么多船只,也可能在海中遭到敌人军舰、飞机的袭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即使能安全到达越南,今后要重新返回琼崖会更加困难。目前敌人虽暂时强大,但我们有长期坚持孤岛斗争的经验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就有办法坚持和战斗下去。于是,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向广东区委和党中央报告,提出对“南撤”问题的意见和坚持琼岛斗争的决心。该报告很快得到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拟稿的党中央复电,肯定和支持中共琼崖特委的正确意见,支持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独立纵队《坚持自卫反击的决议》。

到了 1946 年秋,由于国内解放战争全面开展,国民党军屡被我军围歼,损失惨重,兵源枯竭,便把第四十六军北调山东,海南反动军队减弱。韩健所在的第二支队积极配合各支队主动出击,摧毁敌人的据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狼狈不堪。

1947 年 10 月 21 日,中央军委电示: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任副司令员,马白山任参谋长,林李明任政治部主任。琼崖纵队下辖三个总队(八个支队)和一个警卫营。至此,韩健接受了另外的任务, 是年 12 月到地方工作,任中共定安县委书记。

琼崖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是琼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标志,是琼崖纵队和地方革命武装进行解放战争的坚强后盾。琼崖解放区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和反复“清剿”之下,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韩健的首要任务是要领导定安县人民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搞好商业贸易,做好财税工作,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还要进行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

1949 年初,韩健调任琼崖东区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琼崖东区地委出版的《群众报》,韩健任主编。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7 月期间,琼崖纵队先后组织声势浩大的“秋攻”“春攻”和“夏攻”战役,前后历时十个多月的三大军事攻势取得巨大胜利。《群众报》将琼崖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及时传播给全纵队和全岛人民,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三大军事攻势战役的胜   利,大量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大振了琼崖纵队的军威,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琼崖纵队迅速发展壮大。

琼崖纵队坚持斗争,直到 1950 年春夏之交,大力接应、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4 月 16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大规模渡海强攻,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立体防线”,4 月 23 日解放海口,5 月 1 日全面解放海南岛。

责编:许舒琦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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