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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打工仔的改革记忆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9/08/12 09:55:29 作者:薛雯静,刘杰,王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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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流动。今天,“安土重迁”“孤陋寡闻”“行为保守”这些通常被加在农民身上的标签已经不合时宜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流动。今天,“安土重迁”“孤陋寡闻”“行为保守”这些通常被加在农民身上的标签已经不合时宜了。

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没有机会把自己的经历留下来,在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难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面容。2014年底,国务院参事室委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课题组,开展“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跟踪研究”的长期计划。本版所选择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一课题的成果之一。

兄弟一家亲

薛雯静

2001年,30岁出头的张守业结束了在大城市打拼的生活,回到家乡——宁夏三营镇。漂泊12年,张守业无论是体力还是心气都已大不如前。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大冬天已支撑不住上架子干活了。好在3个弟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了。他不必操心一大家子的生存问题。

这时,已经开了6年大货车的三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哥,你冬天跟着我去开货车吧!你帮着我上货卸货,我来开车,这不正好!”张守业对这个提议非常满意。于是每年入冬之时,张守业便会和三弟守义一起往各处拉货。他们一起到过新疆,见过银装素裹的天山;去过四川,享受过天府之国的悠闲生活;走过北京,体验过首都的繁华壮丽……这一趟趟的行程,更因为有了三弟的幽默而趣味横生。张守业体会到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无忧。一家人和和美美,自己竟然也有了游山玩水的时光,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再完满不过了。这种日子他一过就是13年。

2014年,张守业43岁,妥妥地成了一个中年男性。此时的他已不再需要靠着一身力气去打拼,因为儿子已经是一个可以担负责任的青年人了。儿子这一年从固原市归家,带回了做烧烤的本领。刚好这时,张守业的四弟守才想要租一间店面做生意。两兄弟一拍即合:合作经营,利用儿子的本领开一家烧烤店。

3人当即便将计划付诸实施。考虑到三营镇店面租金高,他们决定把店开在临近的彭堡镇上,这样一年的租金只需一万元左右;为了增加店铺的独特性与吸引力,他们又把烧烤和主食以及KTV结合在一起,用1+1+1的模式招徕更多的顾客;分工也非常明晰,儿子烧烤,守业做主食,守才当服务员。这样,3个人便能完全支撑起店铺的日常经营,不再需要另外花钱雇人。

这间音乐烤吧最初投入10万元资金,由守业、守才两家平摊,而店铺则由儿子与守才共有。每年的二三月是店铺的旺季,这时张家老小一有空都会来帮忙,从下午四五点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平常店铺每天的毛利润大概五六百,而旺季则可能达到一千多。因此要不了几年,开店的成本便能轻松收回。

2017年,张守才在市里找到一份收入非常理想的工作,于是退出音乐烤吧的经营。守业本想着保持四弟对店铺的所有权,以后赚钱了给他分红。可谁知守才直接对他说:“哥,这店就直接转到咱侄子名下吧,你们也别说把本金还我了。放心,我现在不差那几个钱,就当是我孝敬哥哥你这么多年的照顾了。”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可对于张家的四兄弟而言,这相互之间欠的账又怎么可能一笔笔地算清呢?张守业人生的前二三十年都在为这个大家庭、为3个弟弟而奔波奋斗,而弟弟们长大后也不忘回馈大哥的恩情。他们守着兄弟间的感情与义气,共同为整个家庭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更为后代开辟了未来。

2002年3月7日,张家举家搬出那间生活了几十年的土房子,成了村里第一个在三营镇买地建房的家庭。此后,这一家子成了“镇上人”。而那个陪伴了他们无数个冬夏,见证了他们无数泪与欢笑的老房子,则变成昨日的记忆,变成难以回去的过去。

2012年,为响应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张守业所在的村庄由政府出资集体搬迁至三营镇。政府按原有土地8年的收入给每家补贴,并给予所有搬迁的人每户一套镇上的房子。张家也分到一套房子。很快,张家的兄弟都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张守业猛然间意识到,张家转眼从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变成了最富裕、最美满的家庭!当初被形势所逼,他无奈成为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的穷小子,可世事难料,这外出打工竟成为了张家改变命运的强力引擎。18岁背着行囊离家,竟成了张守业人生向上的重要转折点。

张守业已经47岁。他还是会每天早早地起床,哄哄孙子,再把他的早饭做好。然后,打车到彭堡镇,采办好食材,慢慢踱步到儿子的音乐烤吧,再在沙发上打打盹;等媳妇儿过来,他会帮着洗洗菜、淘淘米,接着就准备着迎接客人。有时店里生意少,他会坐着三弟的大货车,到各处走走看看。无论做什么事,张守业的脸上都挂着恬淡的笑容。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踏实感和从容的气质,或许就是这几十年的奔波人生带给他的最宝贵的财富。

(撰稿人薛雯静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指导教师温莹莹)

打工30年

刘杰

安徽人陈洪海是在初中毕业之后出去打工的。“那时候我们的情况是初中毕业之后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之后包分配;考上中专的就去上学,考不上的就出去打工。”陈洪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那时候地少,家里的地加起来才10亩左右。家里五口人,光靠地也不行。弟兄几个长大了都要娶媳妇,就想去外面打工——不出去也不行。”就这样,18岁的陈洪海成了店集村外出打工浪潮中的一分子。

陈洪海初次打工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一个城乡接合部。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孩子,并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按他的话讲就是:“刚出去的时候没有头绪。”一开始,陈洪海跟着老乡铺设自来水管道。这种工作由工程量决定,并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此期间陈洪海也断断续续地做做其他的事情,比如早晨会去批发市场贩一些菜,骑个三轮车拉到附近的村里卖;实在没办法了就去附近捡垃圾、收废品卖钱。

就这样艰难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老乡的介绍和帮助之下,陈洪海在附近的村子里承包了100亩左右的耕地,开始种粮食。种了三四年地,由于种地成本不断抬高,而粮价却没有提高,种地不赚钱了,陈洪海就转而进厂打工。

他去的是酱油厂,是一家乡镇企业,在那一干就是七八年。

在酱油厂的那几年,一切都如计划好似的,上班、下班,下班、上班……工资也由一个月2000多元增长到后来的3000多元、4000多元。陈洪海的生活平稳安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便把人生大事办了,和一位姑娘结了婚。

随后,他的妻子也跟随他来到上海,在附近开了一个小超市,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来贴补家用。

陈洪海脑子活泛,善于捕捉商机。他发现在城乡接合部住着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外来人,他们每天都需要用热水,但如果他们自己用电烧水就比较贵。陈洪海夫妇就在小卖部添置了一台烧热水的锅炉,开始卖热水,一瓶热水2~5毛不等。自己挣到了钱,也方便了他人。夫妻二人既勤奋,又节俭,慢慢有了一定的积蓄。

陈洪海在酱油厂干的时间长了,渐渐对工资不太满意,就跳槽来到水星家纺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加工好的被子打包装好,偶尔邮递。虽然工作简单,但是很忙,有时晚上要加班;赶上网上做活动,他的工作量更大。不过工资是计件付酬,这就意味着多劳多得。这正合陈洪海心意,他宁可多工作一点时间,多挣一点钱,也不愿把时间浪费了。

“总的来说,现在还是很不错的,生活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陈洪海说。

2003年,在交够几年的社保后,陈洪海在奉贤区买了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全款是100多万元,仅首付就要40万元。当时陈洪海手里有30万元左右,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十来万,就这样把首付交了。话说陈洪海是怎样从身无分文到有30万元的呢?“反正那时候其他花销比较少,也是靠省吃俭用攒起来的。那时我在酱油厂,我家属在租房的地方开了个小超市,挣得也不是很多。怎么说呢,时间长了慢慢就攒起来了。不像现在年轻人花销那么大,攒不下什么钱。我们那时候过惯了苦日子,知道节俭。现在年轻人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但都是月光族。”陈洪海靠的是节俭的生活态度。

陈洪海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宁波做服装生意,儿子在读初中。

陈洪海的女儿初中毕业之后先是在上海快餐店工作了两三年,然后去了宁波和表姐一起做服装生意。

之前,表姐在宁波卖衣服,觉得蛮挣钱,就动员陈洪海的女儿一起做服装批发。陈洪海对女儿说:“你们自己商量决定,反正我手头有点钱。如果你们想干,我就把钱当作本金给你们投进去,干不好算我的,挣了钱算你们俩的。”陈洪海二话不说给她们投了13万元。现在,她们的服装批发做得不错,13万元的本金已经全部归还,并且两人每年都能拿到六七万元的利润。

“目前老家那边看不到什么希望,乡镇企业又少,地又不多,种地根本不行,人情往来也很多。”陈洪海暂时没有回家的想法,但他又说:“以后老了,不能工作了会回去养老的,因为外面总归不是自己的家,一直在外面漂着,没有家的感觉。”

从18岁到48岁,陈洪海在外漂泊了30年之久。

(撰稿人刘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指导教师吕亮明)

一辆小轿车

王思凝

1984年,陈丹路辞去浙江省凤台县水泥厂的临时工工作,去学裁剪手艺。他和其他人不同,学裁剪不是为了做裁缝,而是为了开裁剪培训班。裁缝是个稳定行当,可在陈丹路看来弊端太多,在街上租个门面,除去吃喝,一月下来同样落不了几个子儿,只比水泥厂轻松一点而已。相比较而言,办培训班虽然不是长期的活儿,短期的收入还能支撑一笔花销。他一期收20个学生,每人学费15块钱,合计一期能挣300元。一期结束后,他便回家劳动,做农忙时该做的事。不过这短期收入通常也只能支撑农忙时的开销,以及家里小弟小妹的花费。一年到头仍然攒不下来多少钱,陈丹路愁归愁,却也没什么好办法,一晃自己竟然快40岁了。

1991年的一场洪水,竟然成为了陈丹路“转运”的契机。

五六月份暴雨连绵,压垮了店集老街上陈丹路家的两间住房。后面带砖块的两间土房子硬朗一些,扛住了暴雨袭击,能够勉强住人。“不能在家中再待下去了!”陈丹路想。房子亟待整修,需要一笔钱,于是他开始联系这些年来交好的熟人、朋友,试图找份能挣钱的活儿干。

20世纪90年代,陈丹路有个当过兵的朋友,复员到凤台县的新集煤矿开车,他介绍陈丹路到新集煤矿边上开饭店。陈丹路便拎上行李,只身来到新集煤矿,做起了淮南牛肉汤等各种小吃。矿上的工人干活累,下班后想吃点实惠又可口的,陈丹路的小饭店正对他们的胃口。煤矿边上的房子租金不贵,陈丹路的收入明显好转,他慢慢看到了生活的转机,于是越干越起劲。他一边攒着钱一边美滋滋地想:“等过年回家就有钱翻修房子了!”

新房子在街边上盖了起来,邻居们跑来观看,笑嘻嘻地夸着:“哎呀你发财啦!”那时候外出的人少,村里没几个人能挣钱盖房子,陈丹路盖起的这栋房子还属一流。虽然是自己一手出钱盖房,弟弟们也早已成人,新房盖好后他还是叫来弟兄一起住。身为大哥的他从来没有多少私心,像父亲一样牵挂着弟弟妹妹的生活。后来他又托那个朋友将二弟招到新集煤矿上当矿工,自己则继续卖小吃。

可到了1997年,门面租金上涨,征税也更严格,小饭店赚不到什么钱,于是陈丹路再度回到店集。虽然是停下了饭店的生意,但陈丹路赚钱的心思没停,他又开始想新的法子了——那个时代农村人的生活已有些许改善,集市上什么都有,还有唱戏这类热闹的活动,陈丹路便到集市摆摊。他做的是套圈儿的玩活儿。赶集的人们掏钱套圈,套中了玩具就送给顾客,套不中则他赢利。

2003年,阜阳市颍上县的刘庄矿开工建设。有新矿就有工人,有工人就有生意。于是在2004年,陈丹路带着闺女和老母亲,来到了刘庄。这一次陈丹路细细谋划了一番。矿边上有门面出租,是楼上的房屋,看起来基础设施、卫生条件都好。但是陈丹路想,这些来矿上打工的工人,经济条件往往很普通,平日里不会在吃饭上花多少钱。如果把饭店开到楼上,一方面房屋的租金贵,另一方面工人们也会觉得楼上的饭肯定卖得贵,不愿意来吃。陈丹路就在矿边上租下一块地皮,一月仅几十元,自己用石棉瓦、毛竹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4米宽,七八米长。前面摆锅做饭、招待客人,后面住家。设施虽简陋,但工人们喜欢这种大排档似的小吃店,三块两块也行,十块八块也有,很是实惠。

2014年,颍上县启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陈丹路的小店面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了。经历了60多年沉浮的他,早已对命运的陡变安然处之。他想,生意停了便停了,反正已经在这里打拼了10年,不如回老家安稳待一阵子!

实际上,陈丹路回家后并不“安稳”。他琢磨,他这大半辈子已经过去,经营饭店20年总算挣了些钱,改善了生活。攒着这些钱,除了给姑娘准备嫁妆,还有什么事要干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驾校的广告,灵光一闪:“有了!买辆车!”

于是,陈丹路挤在年轻人堆里,开始考驾照。他到县城里的大驾校报了名,学费花了5000多元。驾校离家百十里路,他每天早早起来踏上去往县城的班车,再转车到驾校练习,每天一个来回就花掉50块钱。但是,看见驾校像一所大学那样宽阔的场地,几十个教练员穿梭在车辆之中,某种自豪感在陈丹路心中油然而生。比起未来要买辆车的花费,这点花销算什么呢?况且打定主意要学好车、买好车了,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去做。他无疑是驾校里的高龄学生,驾校的教练员和学员总是称赞他的勇气和毅力,他也觉得待在学员中间,自己也仿佛年轻不少。那些年轻时没有实现的受人尊敬的感觉,如今在一点点地捡回来。

陈丹路记得很清楚,2014年的5月28日,是自己拿到驾照的日子;6月27日,是自己拥有一台小轿车的日子。这辆车从买下来到上路,一共花掉他积攒的18万元。

乡亲们看了他的车都赞不绝口。这车每天停在自己家门口,就像是陈丹路的孩子一样。他感到自己多年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多年的失意终于转变为得意。这辆车清清楚楚地摆在他眼前时,那些心酸、苦累、不甘即刻消散,留下的是自己结出硕果的明证。

生活并没有在2014年就止步不前。买车后的陈丹路又带着家人到阜阳市颍东区口孜东矿边开了3年饭店。2017年底,陈丹路回家整修了老房子,又花三四万元给母亲治了病。

自从到刘庄矿开饭店以来,闺女一直是自己的贴心帮手。一转眼,她就到了选人家的年纪。陈丹路心想,决不能让她像自己一样被耽误了,于是决定收手不干,专门给女儿说婆家。陈丹路明白,这意味着饭店事业的终结,女儿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而自己的老年生活也自然而然地来了。

“惊风飘白日,光景西驰流。”陈丹路一生坎坷,事事曲折。时代给了他重证自我的机遇,他也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倔强找回了自尊。(撰稿人王思凝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指导教师吕亮明)

(本版文章选自《四十人的四十年———中国农民工口述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三位打工仔的改革记忆

责编:许舒琦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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