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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9/09/26 14:52:42 作者:张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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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陈寅恪作为近现代人文中国的一个重要符号、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生,以其坚忍、不屈、屡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坚守其中国文化必将重放光华的信念。以生命相付托,以他的学术成果,以他的亲身所感,以他的践行,书写了近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在苦难变局中坚定前行的一个典范。

一个人无论从艺还是治学,要想抵达高远的境界,必然离不开家与国的滋养。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最高信仰和一生追求的陈寅恪,对近现代中国人文思想和学术精神的涵育有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在陈寅恪去世50周年之际,本文仅从家世、个人成就和研究转向等因素来探寻其一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祖孙三代刚直不屈的家国情怀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生于1831年,当时吏治不修、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外有敌寇,内有民变。这样的多事之秋激发了陈宝箴的爱国情怀。1895年,陈宝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后,他不畏强权,屡为国事上疏,又大力推行新法,为国鞠躬尽瘁。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早年曾和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拯救国家危亡。戊戌政变后,没有再从政。但陈三立却绝非出世、退隐,他始终关注人民疾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已耄耋之年的陈三立忧愤成疾。在日寇入城后,更是拒不进食、拒不服药,终于以身殉国。

陈寅恪上承父祖爱国主义之传统,一生经历也比前辈更坎坷、更复杂。12岁时就跟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到东京巢鸭弘文学院留学。在此后长达20多年里,陈寅恪往返于日本、中国、美国,以及欧洲等地求学进修,其经历之奇特,心志之旷达,人生目标之明确,在20世纪前期的留学生中少见。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涵义就更为深刻。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

陈寅恪的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根本不像出自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大家族,因为台湾、澎湖已被日本侵占,他要女儿铭记国耻,铭记这两个岛屿是祖国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到三女儿,则由陈三立起名“美延”,典出《荀子》“得众动天,美意延年”。陈家三姐妹的名字寄寓了长辈对世事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对自己的关爱,更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德厚流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

1925年,清华学校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迎来四位导师,前三位无一不是文坛翘楚: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等身的梁启超;才学过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最后一位让人大跌眼镜:无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他教得了我们吗?”梁启超则一语惊诧旁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没多久,他就成了轰动清华的人物。据学生讲:“陈先生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陈先生讲课时七八种语言信手拈来。”“陈先生讲历史,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得一字不差!”

后来凡是陈寅恪的课,皆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也来听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每当陈寅恪讲《中国哲学史》,在教室角落里总能看到哲学家冯友兰的身影。

得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两代人的文学积淀,得长兄陈衡恪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陈寅恪厚积薄发,他通晓英、法、俄、日、德等多国十几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他一生涉猎多个学术领域,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的史学造诣更深,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演化和联系来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定确切。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诗史互证”是陈寅恪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

大气磅礴一往无前的文化自信

在陈寅恪学术研究生涯中有一个重要转变: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而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时期正是从他到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一直延续到1949年。

为什么陈寅恪会放弃曾经研究几十年的中外语言比较、佛教史和交通史?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面对中国大片国土沦陷,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必亡。陈寅恪尝试从文化和历史中寻找中国不会亡的依据,为西南联大学生和世人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陈寅恪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该书中提出了“关陇集团”和“关中文化本位说”。他认为从魏晋南北朝纷乱格局到隋唐大一统时代,决定统一因素的并不是南方的宋、齐、梁、陈等经济发达的政权,而是处于西北部的武力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魏—北周政权。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经济和武力是否强大固然重要,但是用文化收拢人心更是关键。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陈寅恪的理论很有时代色彩。其目的是想以此说明,虽然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处于劣势,但只要文化精神不灭,即使中国亡国,也能再次复兴。

陈寅恪一生专心治学,从未参与政治,但他绝非脱离现实的人物、象牙塔中的学者。他毕生都在关心国家民族兴亡、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李璜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术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

陈寅恪作为近现代人文中国的一个重要符号、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生,以其坚忍、不屈、屡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坚守其中国文化必将重放光华的信念。以生命相付托,以他的学术成果,以他的亲身所感,以他的践行,书写了近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在苦难变局中坚定前行的一个典范。而贯穿其中的,就是陈寅恪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至深之爱与维护。他的坚守与呵护、自信与坚毅,远远超越一己之好,而具一种博大的史识与情怀,而具一种充满信念的赤诚。

原标题:陈寅恪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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