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斌: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特点
来源:光明日报 2019/10/16 10:25:17 作者:李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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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革命文化。

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和局部执政的情况下积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是以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价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艰苦朴素工作作风为主要标识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质上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党文化。延安红色文化是走向成熟的革命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动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的奋斗智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延安红色文化是一种以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政党文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和“解放”“改变世界”是同义语,革命的过程就是应用革命理论,动员广大群众,改变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含义之外,更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实践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完美统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内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断的践行之中。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党及时调整革命的策略路线和任务目标。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党对“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应转到“统一战线”上来,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信心也有能力使自身变成一个“革命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正是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7年3月,毛泽东在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坚定地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从“温和的土地政策”到边区的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从提升干部素质的学习运动到改变党风的整风运动,其灵魂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表现出的主线是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马克·塞尔登曾感慨地评价,中国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统一战线的战时迫切需要,同时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爱国青年不断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断地改造自我,坚持“永久奋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血与火的洗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话语体系已走向成熟和完善,党中央延安十三年的辉煌成就,正依赖于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成熟和努力践行。

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革命文化。

延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表现。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醒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如果不能“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就会变成死的教条。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初步清理了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认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系统而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完整也是朴实无华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学界普遍认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论,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确阐述。该社论指出,“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无疑是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其中已经凸显了延安红色文化和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表明了其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特征。

今天,我们回望延安十三年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就会发现许多延安精神原生态的内容。譬如,坚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广泛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产运动、下乡运动体现出来的“南泥湾精神”“劳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练,都是当时“延安作风”的升华,都打上了“窑洞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印记,都体现出了和旧的剥削和压迫观念决裂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文化品格。延安时期,续范亭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欣然写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1942—1943年,张闻天做了15个月的农村调研后,感慨地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正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和反对“洋八股”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香的”“鲜活的”“接地气”的革命理论,也才使得延安红色文化成为真理追求和价值诉求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文化标识。

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样态”,其生活表现和实践表达是乐观自信爱国奋斗的人生态度。

毛泽东对延安时期人们的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高度赞扬,认为这是坚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动摇的“骨气”。在1942年12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延安县同志们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赞不绝口,指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生龙活虎,不违农时,按时发放农具贷款;根据实际,“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很多时候是“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困时,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但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不能断绝人民群众对革命胜利、民族自强的希望。经历过延安岁月的文艺工作者最普遍的回忆是:“虽然一切都是简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少,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到处都能听到革命“歌声”,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爱国华侨陈嘉庚参观考察后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这种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的人生态度,一刻也没有脱离细微的边区现实生活和抗战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工作。这样的人生价值追求也绝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权机构、政治组织才有,而是每个类似张思德、白求恩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身边的“小事”和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做起的。抗大没有校舍,师生们自己建校舍,没有桌子就用膝盖当桌子。延安红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乐观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实践表达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总结道:“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延安红色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总动员和群众大组织基础上的“救亡”与“启蒙”并重的文化运动。

延安时期社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是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实践化和生活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耐心细致地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内在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动员和群众组织,把“救亡”和“启蒙”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积淀形成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动员,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历尽千辛、奔向延安,为的就是追求中国社会的光明前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以“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气和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重重关卡来到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完成精神洗礼,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群众性的生产、下乡、扫盲、冬学等组织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一起度过了“扫荡”“封锁”“重点进攻”的艰难困苦,在不断走向胜利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话语体系和红色文化传统。

  (作者:李宏斌,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延安红色文化育人研究”项目〔16JJD770048〕阶段性成果)

原标题: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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