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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鸿起烈士的故事:鸿飞霞起,铁笔钢枪
来源:中国军网 2020/01/16 11:29:32 作者:吴纪学 姜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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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来到延安后,姜鸿起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高高的宝塔山,就在眼前屹立,那滚滚的延河水,就在眼前流淌,和他原来听说的想象的完全一样。能到这里来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打日本的本领,他既满足又自豪。

少年显才能

姜鸿起,1920年6月21日出生于河南扶沟县西北的太康营村。此处全是低洼湿地,天晴便旱,下雨即涝,庄稼歉收,村里大半人家粮食不够吃,农闲时外出讨饭。姜鸿起家仅有几亩薄田,年年受灾,年年缺粮。父亲姜炳建总是唉声叹气,母亲领着他和姐姐、弟弟讨饭。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吉鸿昌的部队当了兵,家中生活稍有好转,姜鸿起便到县城伯父姜廷赞处上小学。三四年后,父亲因病回到家里,不久就离开人世,母亲也因受到精神打击而病卧在床,姐姐富妮当了童养媳。尽管伯父答应继续供姜鸿起上学,但因要照顾有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姜鸿起忍痛婉言谢绝,挑起全家三个人的生活重担。他除领着弟弟讨饭供养母亲外,最大的心事就是给母亲治病。他想在讨饭时讨点钱,可是谁家也没有钱给他,有的甚至说:“要块馍就不错了,还想要钱!”可为给母亲治病,他就是不死心。他走到设在离村子一里外的一座大庙,向在那里教书的一位白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老师认出他是几年前曾在窗外偷听课的孩子,问他有什么事。姜鸿起把家里发生的事和讨钱为母亲治病讲了一遍。老师同情他的遭遇,喜欢面前这个孝顺的孩子,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钱,说:“快回去吧,为你母亲求医抓药,让她尽早恢复健康。”姜鸿起用一块六毛钱为母亲抓了两剂草药,用剩下的四毛钱买鸡蛋为母亲补身子,母亲的病慢慢转轻了。

姜鸿起又找来一块木板,请那位老师帮他写上“为母亲治病,向善人求钱”两行字挂在胸前,到李集村较大的小学,向那里的老师们讲了家庭的遭遇和母亲的病。老师们被他的做法所感动,这个给一块那个给几毛,总共有六块六毛钱。他用这些钱让母亲连续服药并买些吃的。当母亲的身体稍稍恢复以后,姜鸿起除侍弄家中的几亩地,农闲时就带着弟弟去讨饭。他还交半斗高粱上半天课。由于他认真学习,加上曾在县城上过几年学,所以学得比别人好,还能帮助其他同学,被称为“大学长”“二老师”。

姜鸿起只有十二岁,乡亲们同情他也是可怜他。太康营的孩子上学不方便,多上不起学,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让姜鸿起教小孩子们认字,大家帮他种地,认字的地点就在杀猪的三间破草房里。

姜鸿起知道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不容易,更知道村里人对他的信任和照顾,所以感到责任重大,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教好。他因陋就简,把门板摘下来来当黑板,找几块砖头或泥坯作凳子,课桌则是每个孩子自己的膝盖,便有模有样的当起了老师,也显示出他的才能。

学运的领袖

一晃几年过去了,姜鸿起又要到县城跟伯父去上学。伯父本打算送他上高中的,但上高中语文、算术和英语都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姜鸿起根本没学过英语,伯父只得送他到师范学校当插班生。

姜鸿起知道自己到县城上学多么不易,就努力学习,每次考试都“登红榜”。由于姜鸿起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他这个“插班生”很快成了“大学长”,老师有事不能到教室让他辅导,同学学习上遇到问题,找他请教,他都乐于承担,认认真真做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扶沟县,当地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扶沟县中学、扶沟县师范,姜师塘中学以及各小学教师和学生的爱国行动,深深震撼了姜鸿起的心。

此前的6月,中共地下党员魏凤楼到扶沟县任县长,并担任中央扶沟县党的组书记,王青锋、王少庸、李朴人三人是党组成员。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豫东特委的指示,扶沟县创办了一座抗日军政干校,魏凤楼任校长,王少庸任教育长,李朴人任总教官。姜鸿起是最早的报名者之一。军政干校设在县城东南角的姜师堂中学里,招收学员400多人。学校完全从抗战出发,采取军事化管理,从吃饭做起,每次开饭前先唱《吃饭歌》,其歌词为:

一米一粟人民所给,

抗日救国是吾大义。

人民爱我我爱人民,

我们应当为民努力……

校长魏凤楼与学员一起唱歌一起吃饭,一起比赛谁吃的快,并讲解为什么吃饭要快。他说:“吃饭慢了会吃大亏。日本鬼子打来了,你不可能等吃完了饭再上战场,饿着肚子就会打败仗。”学员们受到了政治、军事、纪律的教育。姜鸿起积极参加学习和训练,开会讨论时积极发言,表现很突出,受到了王少庸和李朴人的关注和重视。

8月,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公开身份,到扶沟县视察抗日救亡运动,给全县群众作抗日救国的报告,还专门给军政干校学员讲全国的抗战形势,讲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姜鸿起每次都听得十分认真,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感到非常新鲜非常解气,讨论的时候,他把听到的和实际结合起来,谈自己的看法,引起参加讨论的彭雪枫的注意,特别找他谈话,随后写信推荐他到《大众报·豫东版》当油印工。《大众报》是八路军总部的报纸,魏凤楼当扶沟县长后,在扶沟办起了《大众报·豫东版》。姜鸿起到报社后,就努力学习油印技术,钻研刻蜡板的技巧,得到报社领导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12月,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学生党员杜希唐回到家乡扶沟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姜鸿起是“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第一批会员,并很快成为骨干。他阅读和宣传抗日的书报刊物,编辑抄写墙报、黑板报,到大街上书写抗日标语。由于他的字写得好,所以书写的墙报、黑板报和大标语很漂亮,人们都分外爱看。救国会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从未演过戏的姜鸿起把剧中父亲的角色演得真实感人。他还指挥或教学生和老百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行的时候,他都是领队,走在队伍的前面或旁边,领头高呼口号。此时的姜鸿起,已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也提高了政治觉悟。1938年1月扶沟县建立党支部不久,便吸收他为中共党员。

延安上抗大

来到延安后,姜鸿起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高高的宝塔山,就在眼前屹立,那滚滚的延河水,就在眼前流淌,和他原来听说的想象的完全一样。能到这里来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打日本的本领,他既满足又自豪。

进入抗大,就进入了紧张的军事生活状态。因为招收的学员太多,住的地方不够,学员们边挖窑洞边学习,有的学员队搬到了延安以外的瓦窑堡、绥德等地。对从小就劳动的姜鸿起来说,挖窑洞这样的体力活再苦再累他都不怕,但对管理和学习,却不太适应。因为抗大主要培养连、排干部,毕业后要到前线的部队去,所以对学员的作风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学校遵照毛泽东对抗大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学员进行军事化、战斗化管理和训练,从起床、出操到上课、吃饭、就寝,都以普通军人的标准要求。比如吃饭的时间就有具体限定,先是每顿饭8分钟,后是5分钟,不管是否吃饱,必须放下碗筷。姜鸿起从小吃过苦讨过饭,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再比如统一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夜里常常紧急集合,哨声一响,学员必须在三五分钟之内打好背包,带上个人所有的东西到达指定地点。对此,姜鸿起不但很快就达到要求,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

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从政治思想和军事指挥两个方面提高学员的素质,在课程设置上,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军事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员不但深刻理解,弄懂弄通,还要灵活运用,学会以此解决实际问题。教员在上政治经济学课时,着重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上哲学课着重讲唯物主义世界观,上中国革命问题课时着重讲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每节课后都组织讨论,教员常常到学员中间去,和大家一起讨论。姜鸿起积极参加讨论,大胆踊跃发言,并且能够联系自身的经历,讲广大劳苦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通过这样的学习,他提高了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延安的冬天非常寒冷,北风凛冽,黄沙飞扬。抗大的设施又十分简陋,当时连教室都没有,更无取暖设备,学员们上大课或开会时都在露天,膝盖当桌子,砖头石块为凳子,或者将背包多用,夜里铺开睡觉。白天当桌子或凳子。学员们总是冻得手脚麻木,有的甚至红肿溃烂。不过,学员们都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人,都是抱着吃苦学本领、毕业保家卫国的决心,政治的热情战胜了大自然的严寒。

抗大的军事课较多,课堂上先讲单兵训练和连排战术,后进行实际演练。姜鸿起不怕苦累,摸爬滚打,一丝不苟,从立正、稍息、匍匐跃进、投弹射击、运用指北针和地形地物等单兵动作开始,进一步掌握班、排、连的进攻、防御等战术及要领。战略、游击战术、战时政治工作等课,教员讲解,学员讨论。教员讲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联系红军在江西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作战经验,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讲述怎样具体运用。再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姜鸿起开始感到比较生疏,但一结合实际就能够理解。从毛泽东关于中日力量的对比分析,关于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进程以及如何作战等,从而树立了长期作战和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胜信心。

时间过得很快,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姜鸿起参加了毕业典礼,领导同志勉励学员们到敌占区去,继续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友军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团结、组织、教育群众,建立、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当姜鸿起拿到毕业证书时,心里盼着早点到前线去。可到哪个前线去呢?分配的消息终于来了:到新四军去。

铁笔和钢枪(上)

姜鸿起所到的新四军,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他的家乡豫东、皖北一带,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是他尊敬的人。战争年代,军队行踪不定又对外保密,他经过艰苦寻找,才在河南永城以南的书案店找到新四军游击支队。

书案店是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小镇,仅有的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两旁的房屋破旧,显得很萧条。姜鸿起找到支队机关,接待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询问一些情况,就把他分到《拂晓报》社。

姜鸿起本来想到连队去的,还没等他们开口,接待的同志说:“《拂晓报》刚成立不久,很需要人,你又是延安抗大来的,他们肯定欢迎。彭司令员非常重视《拂晓报》。”一听这些,他不再说什么,便由一位战士送他到《拂晓报》社。

《拂晓报》在十字路南边一家歇业的店铺里。社长王少庸一看到姜鸿起就握住他的手说:“你不是扶沟县的姜鸿起吗,从抗大毕业了?欢迎!欢迎!欢迎从抗大来的新生力量!”姜鸿起说:“我已改名叫姜心启了,是彭司令员给改的。”王少庸说:“为了工作方便,家人的安全,有时就得换个名字。这个名字好,用心去启示人们抗日救国嘛!”接着,王少庸介绍说,《拂晓报》是1938年9月25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创刊的。当时,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同志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向豫东和皖北挺进。出发前夕,彭司令员决定创办一张报纸,名字是他起的,代表光明即将到来的意思。报头也是他亲笔写的,还亲自写了创刊词。报社现在有九个人,除女同志外,都住在这里。看那个横着的大柜台,里面是麦桔铺的通铺,是我们的宿舍;柜台外边的两间放着三张方桌,是我们的办公室;柜台上的印板、纸张、油墨,是我们的印厂。这还算好的,打起仗来,可能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呀。姜鸿起表示要尽早熟悉做好工作。王少庸说,“鸿起,不,是心启,你曾在《大众报·豫东版》干过,正好用上。”姜心启说:“我还得好好学习。”从此,人们只知道姜心启。

人员增加之后,王少庸对《拂晓报》的版面做了调整,对人员进行了重新分工,姜心启分管一版,这个版主要刊登社论和要闻。姜心启便在微弱的油灯光下,伏案默默编稿、校对、咯吱咯吱刻写。刻写是细活,先是蜡纸上分栏分行,画好标题的位置,计算好字数,一个一个刻进方格里。刻字时,用力要均匀,轻了刻不透,重了会刻破。如果错了要改,就得挖补。这些完成后,才能上版、调墨、印刷。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项精细的技术,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好,就不可能印好,或者字迹不清或者撕裂。姜心启虽然字写得好,也曾刻过腊板,但也不敢马虎,他和陈阵、庄方、单裴、杜百根四人,经过反复实践,终于摸索出一套刻印的经验,印出的报纸清楚又美观。

战争情况千变万化,随时需要转移,最频繁时一夜数次转移,编、刻、印只能在行军的间隙完成。常常是夜里行军,白天工作。情况紧急时,他们随身带着钢板、铁笔、蜡纸和稿件,每到一地,或短暂停留时,就在村头场边的稻秸庵子、草棚里,点上一盏油灯开始工作。有一次报纸正在印刷,发生了敌情,彭雪枫司令员派部队阻击敌人,直到把报纸印完才安全转移。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佳话。

1939年冬天,部队来到皖北涡阳新兴集。天气虽然寒冷,但这里却热气腾腾。12月5日,是《拂晓报》出版一百期的日子。毛泽东在写给彭雪枫中的信中,说:“《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并且专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滕代远、谭政、徐海东、陈绍禹也题了词。彭雪枫指示出版《拂晓报》百期纪念特大号,要套色。姜心启和所有同志立即投入了这一活动。

报社住在新兴集临街一家停了业的粮行里,共三间房子,里面放着几张方桌,两块砖垫的门板,作为写字台。姜心启和刘秉衡、钱申夫等人,日夜设计版面,精心刻写。他们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人的文章,小心翼翼地临摹刻到蜡纸上,每人配有一张速写像,刊登了“百期征文”,各地贺信,还有编辑部的九个工作人员王少庸、陈阵、庄方、单裴、李朴人、钱申夫、刘秉衡、姜心启、杜百根写的小传和百期感言及他们的速写像,也登在《拂晓报》上。为纪念出版百期,还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出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手迹、贺信,出版刊物、杂志。那几天,新兴集街上喜气洋洋,真像过节一样,姜心启一直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不觉得忙,也不觉得累。

铁笔和钢枪(下)

《拂晓报》的每个人,都是一手铁笔一手钢枪。对他们来说,铁笔和钢枪是同等重要的武器,跟随他们穿越紧张激烈的战斗,硝烟弥漫的战场。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拂晓报》的人走过来了,有人背着钢板、铁笔、蜡纸和稿件,有人挑着油印机、油墨。纸张和书籍由一头牲口驮着,没有牲口时就变成一副担子。有时日夜行军,人们非常疲惫,昏昏欲睡,边走路边打瞌睡,可一住下来,编、刻、印报纸的工作照样精神振奋地进行。

《拂晓报》的人员有分工,但又不是绝对的,都是团结一心,协力办报。尤其是报纸的发行,很长时间没有单独的发行系统,每期报纸印出来以后,编辑记者一齐动手把它发出去,遇到报纸与刊物同时印出,发行量增大,就请政治部的拂晓剧团、青先队的人员帮忙,若是紧急情况,就只能靠报社自己的人。一次,报纸刚刚印好,敌人打了过来,需要马上转移。报社生活组的组长钱申夫迅速进行分工。刘秉衡挑油印机和已经印出的报纸;姜心启和单裴抬煤油桶;庄方、陈阵扛资料箱;杜百根、冯国治抬白报纸;李朴人扛切纸刀……大家快速转移,一气走了三十多里路,到达宿营地后,又一刻不歇地把报纸分发出去。姜心启写了一篇《行军---从新兴集到滕家湖》的文章,完整地记录了这次转移和分发报纸的情景,刊登在第三百期的《拂晓报》上。

1941年的一天,《拂晓报》转移到安徽怀远县紧靠河南岸的邵圩子。经过一天紧张忙碌的人们都已入睡,可姜心启还没有睡,他在刻写彭雪枫亲笔写的一篇社论。将近黎明,窗外冷风呼呼,偶尔传来鸡鸣声。屋内油灯如豆,微弱的光线,照着姜心启极度疲惫的面容和手里急速移动的铁笔发出有规律的咯吱咯吱声。突然,他停住手,抬眼看看门窗,转而看看屋内,站起身来走过去,轻摇晃着冯玉璞,说:“小冯,你有馍吗?”冯玉璞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说:“晚饭都没有吃饱,哪里还会有馍。你怎么还没睡?”姜心启说:“彭师长写的重要社论,明天早饭后一定要见报,现在还没刻完。我饿得实在没有了劲,能帮我找点吃的吗?”冯玉璞知道,姜心启常常熬夜,都没有找吃的,不是实在饿了,不会要他去找吃的。他立即穿好衣服出了门,不大一会拿来几个黑窝头和几块山芋。姜心启立即接过去,掰下一块山芋放进嘴里,小冯忙说:“太凉了,烤烤再吃吧。”姜心启脖子一伸,咽下口中的山芋,指指肚子说:“来不及了,放在这里烤吧。”说过,又埋头刻写起来。

随着形势发展和战争的需要,《拂晓报》除了报纸以外,还出版了《拂晓报·每日电讯》《拂晓副刊》《拂晓汇刊》《拂晓丛刊》《拂晓专刊》《拂晓画报》《拂晓文化》《拂晓木刻》等报刊,虽然出版这么多报刊,工作量这么大,一个人往往干三到四个人的事,但谁也没有怨言,都在尽心尽力地干好。

1940年3月17日,驻徐州的日军三十一师团,集中敌伪3000多人的兵力,组成步、骑、炮、坦克多兵种的联合部队,分五路向淮北根据地的萧县、宿县、永成地区发起疯狂的“扫荡”,妄图消灭这里的新四军,夺回并控制徐州外围的三角区,新四军六支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拂晓报》为快速及时报道部队歼击日伪军的战况,决定在战斗进行中只发消息,不发评述和通讯。由于每期都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战斗的信息,姜心启格外紧张忙碌,前方的消息有时来得早,有时来得晚,不论来的早晚,他都连夜编辑、校对、刻写,以保证报纸的及时出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部队作战27次,毙伤日伪军1500多人,缴获炮1门、机枪1挺,马5匹,击毁汽车17辆,毙日军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多人。经姜心启之手编辑、校对、刻写的一版报道则有:《我军反“扫荡”胜利开始,数日以来之辉煌战果》4条消息。《我军反“扫荡”续获胜利》5条消息;《萧宿永反“扫荡”,我军再接再厉,捷报频传》5条消息:《山城集血战亮日,李黑楼争夺激烈。击溃四路日军。鲁总队长英勇殉国》等;战斗结束之后,才发表一篇社论,几篇通讯。

《拂晓报》一开始是部队内部发行,后来依靠地方党委,把报纸发行到延安和华中、华北,再后来冲破重重封锁,传播至西安、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地。周恩来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把《拂晓报》寄到香港,经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国际新闻社”,发往新加坡、印尼、越南、缅甸、印度的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法国的巴黎、里昂,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符拉迪沃斯托克,蒙古的乌兰巴托等世界各地。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万国报刊博览会上,《拂晓报》作为中国一份敌后报纸参加展出,精美的油印特别吸引欧美的报人和期刊编辑,陈阵、姜心启的楷体,庄方、单裴、杜百根的仿宋体,更是为人称道。把毛笔手写的题词毫不走样地临摹出来,印在报上,签名下的图章,套红印出,几乎可以乱真。根据钢版粗细纹路磨出的插图,酷似网纹钢板,让那些外国人觉得像谜一样却猜不出,有人竟说:“唔,可能是世界上最新式的一部印刷机,用珂罗版印成的!” 可以说,《拂晓报》给世界带去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带去了姜心启等人高超的钢板刻写技术。

先安定人心

回到家乡工作,姜心启的心情很复杂,既有对熟悉工作的留恋,也有对新工作的兴奋。自从到延安上抗大,就离开扶沟县,现在回来了,要为家乡多做些事,他感到肩头的责任沉甸甸的。从这时开始,他又叫姜鸿起了。

摆在姜鸿起面前的,是一副重担。1946年2月,中共扶太西县委第二次成立,下辖吕潭、白潭、崔桥、汴岗四个区,姜鸿起任城关区区委书记兼吕潭区区委书记。1938年国民党军为阻挡日军,扒开黄河花园口河堤,致使河水泛滥,淹了豫中、豫东、皖北、苏北的大片土地,造成黄泛区。扶沟县和相邻的尉氏、西华、太康处于黄泛区的腹地,多年过去,仍是淤积的厚厚黄沙,以及上面生长的荒草、野柳、蒲草、芦苇等,人民的生活十分凄凉,许多外逃回来的人家,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当时,和国民党的斗争形势也很严峻。这里有条贾鲁河,河东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河西是国民党的政权和县大队,经常过河到根据地来搞破坏,杀人抢劫。作为区委书记的姜鸿起,不但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还得和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上任之后,姜鸿起首先带领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首先让人民群众安居下来,有住的地方。他向上级申请了一些资金,买了急需用的镰刀、铁锹,割草、砍柳树搭起棚子和茅草庵,并发动群众,抢种豌豆、绿豆、豆角、南瓜、葫芦等,让人有吃的。有了住的,有了吃的,人心就安定下来了。

接着姜鸿起考虑再帮群众建正规、稳固的房子。建房需要砖、瓦、梁、檩等材料,人们没有钱买,老房子都被淤埋在泥沙的下面,挖起来费力不说,更主要的是找不准位置。针对这种情况姜鸿起就派人买来粗钢筋,将一头磨得细如锥子,像勘探队一样把它插入淤沙下面,当听到钢筋扎住砖头、木料的声音,就依此挖下去。这样就挖出了不少可用的砖、木等材料,作为建房之用。人民群众用这种办法,建起了像样的房子。有的还挖出过去用的石磨磨面,不少人利用现成的芦苇、蒲草、编成蒲席、窝蒌、筐篮等日用品,到许昌、开封、淮阳等城里去卖,再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生活逐步得以提高。

人民群众安定的生活,感谢共产党感谢区政府,姜鸿起就想写点什么歌颂它,也以此鼓舞人民群众逐渐高涨的热情,同时教育区政府的人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搞好关系,写了《一条扁担》:“一条扁担,嗨嗨呼嗨!拿起扁担把水担。缸不满来俺不走,缸里水满往外流,哎嗨哟,往外流。叫声大娘,咱们说句话,嗨哟呼嗨!马上我们就出发,验验您家的东西全不全,实在给你家添麻烦,哎嗨哟,添麻烦!”

在贾鲁河西的国民党扶沟县政权和县大队,过去就常来袭扰,现在看到河东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时,就偷偷摸摸前来要粮要款,有时夜间窜到群众的茅草屋里,用枪逼着交粮交钱。姜鸿起就带领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区中队日夜巡逻。有一天,吕潭镇商会会长跑到区政府来报告,说国民党扶沟县大队的几个人悄悄溜进吕潭镇,要小商贩们交税钱。姜鸿起想了想,让商会会长去告诉那几个人,明天逢集再来收,说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第二天,白潭镇逢集。因为区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市场比往日繁荣多了,除街面上固定的商店外,四村八乡的小贩及前来买卖东西的人很多。昨天来的国民党县大队的几个人,直接找到商会会长。商会会长故作热情地迎接他们,招待其喝茶抽烟,说:“昨天你们走后,我逐户通知了一遍,让他们提前准备好,等你们来就交。”那几个人信以为真,说:“还是会长会办事,你就去告诉他们来交吧,越快越好。”“好好好,我就去。”会长说罢转身走了出来。这时,几个人走进来,同时拔出手枪,厉声喝道:“举起手来!”那几个人发现中了计,只得乖乖举起手。

自此以后,国民党的县政权和县大队就很少再来了,老百姓特别是小商小贩更加放心。姜鸿起告诉区政府和区中队的人说,那些人是不会死心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时时提高警惕,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

设计歼残敌

姜鸿起兼任白潭区区委书记、区中队政委时,继续抓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动员领导区政府人员主动积极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建造居住的房屋,购买农具,提高耕种水平,繁荣集市贸易。这些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稳定了形势。

在姜鸿起的心中,始终记着吕潭区那位商会会长报告消息的事。他想,如果多有一些这样的人,就能提前知道敌人的动向,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可能的损失和祸害。因此,他有意识地从群众中物色一些对党忠诚、相信政府、机智灵活的积极分子,对其加以培养,使他们成为“地下联络员”,如传送情报,侦察敌情等。一次,在黑庄的一位群众家里隐藏两个区中队的重伤员,一个地下联络员得到国民党县大队当夜要去抓捕那两个伤员的消息,姜鸿起立即派另一个地下联络员,化装成割芦苇蒲草的人前去送信,使伤员提前转移到另外的安全地点。

在当时的扶沟县,国民党县大队人多、枪多、弹药多。在许昌保安团的支持下,前来争夺白潭。县委认为,不能与他们硬拼,为了保存实力,指示白潭区委和区中队暂时撤到吕潭、崔桥一带。姜鸿起带领区委机关和区中队,利用当地柳林、芦苇、蒲草等自然屏障做掩护,开展宣传群众,发展革命力量以及重建家园、开荒种地等工作。与此同时,他时刻注意白潭的敌情变化,考虑对策,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收回白潭。他先派他的通信员王海成到白潭去侦察敌情。17岁的王海成个头瘦小,但头脑灵活,目光敏锐。他打扮成乞丐,一身破衣,脸上抹灰,手挽讨饭的破篮子走进街边的馃子店,见到店内有几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边吃馃子边说话。一个人说:“王团长,你经常吃许昌的馃子,这回尝尝俺白潭的馃子咋样。”王海成一愣,原来他是许昌保安团的王团长。这时又有人说:“王团长,这回你们得在俺白潭多住些时间啊!”王团长说:“也不能长住,半月二十天吧。”王海成发现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打量他,就拉低破草帽檐来到大街上,看到不少穿国民党军装的人。正走之间,他发现一个原在国民党白潭区中队的兵,曾被我方俘虏过,王海成捆过他。那人也发现了王海成,紧紧跟过来。王海成怕被认出,不敢多待,马上赶回了区政府。

姜鸿起听了王海成的报告,就想消灭这个保安团。为弄清敌人的具体情况,他又第二次派宋焕章前去侦察。宋焕章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荒的老百姓,怀揣一包当时最好的炮台牌香烟,走进老朋友德柱家,说了要当兵的想法。德柱又找来他的朋友、许昌保安团一个姓杨的班长,请他介绍到保安团当兵。通过交谈,知道许昌保安团有1000多人,全是美国的武器,步枪900多支,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手榴弹很充足。姜鸿起便向上级作了报告,请求趁机消灭许昌保安团。上级同意了,豫皖苏区独立旅连夜西进,经过激战,歼灭保安团,缴获武器和弹药,收复了白潭。

扶沟县城被我们占领后,国民党县政权机构和武装人员便向西退到鄢陵、临颖、五女店、许昌等地,经常偷偷潜回扶沟,找原先的保长、甲长,逼他们向群众派粮派款。已经兼城关区中队政委的姜鸿起,打算寻找机会消灭残匪。他先分析那些保、甲长的基本思想情况,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死心塌地跟随旧政权旧势力的;第二类是心向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第三类是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的。然后和区长朱平球、区队长王其昌、副区长李厚淳等人商量,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派经过教育、愿意改过的保长万坡去给敌人报信,在途中将敌人歼灭。有人担心要是万坡被敌人利用怎么办。姜鸿起说:“如果真是那样,敌人不来,咱们不损失什么,万坡却暴露了自己,他是不会那样做的。”和姜鸿起分析的一样,万坡认为,这是城关区政府对他的信任,只是担心敌人发现没有粮款时会杀害他。姜鸿起说:“我们早有准备。你去通知他们后,不要回家,直接来区政府,我们负责保证你的安全。”

五女店的敌人接到万坡的报告后,决定第二天深夜到扶沟运粮款。当他们到达五里店村后的大土岗时,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姜鸿起和城关区中队,突然从两面发起攻击。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敌人左躲右藏,在两边都是陡峭的岗壁下,进退无路,被全部消灭。

热血化朝霞

1948年6月5日。豫东平原的天气非常炎热,夜里也不凉爽。天已经快要亮了,姜鸿起躺在小河庄老乡何鸿堂家的麦秸铺上,怎么也睡不着。

白天,他得到地下联系员的报告,有一股残匪趁着麦收到城南马村集一带向群众要粮要款,他带领区领导和区中队50余人,立即前往清剿,但当他们赶到时,残匪已向西逃去,可直追到扶沟与鄢陵交界处也没追上。他们休整吃饭后,听说县城内发现有敌人向小商贩收税,又立即赶往城内,天黑时也没有发现敌人,便回到经常住宿的小何庄。姜鸿起和区长朱平球等人连夜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决定暂时放几天假,帮群众麦收。姜鸿起住在村子中间,这里地势较高,便于联络各处和及时指挥。区中队长王其昌住村西,因为他有打仗经验,如果敌人从许昌过来,可由他先阻击。朱平球区长和郑排长住村东边,如果敌人从县城方向来,必先从东头进村,朱区长和郑排长是有战斗经验的人。副区长李厚淳住村北边,因为从县城西门向南必先从村北边进来。村南只分散住一些区政府的干部,那里是麦地,没有大路,如果有情况便向南边转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国民党太康县保安团郭馨坡的三个连队300多人的队伍,正乘夜分三路从东、西、北三面向小何庄包围过来。这个保安团原准备向西开拔,途中得到情报临时改变方向扑来小何庄。

“砰!”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姜鸿起本能地喊道:“海成,我听到了枪声,有情况!”说着抓起手枪。刚入睡不久的王海成,迷迷糊糊地说:“是不是谁的枪又走火了?”因为过去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好像回答王海成的话似的,接着又传来“砰砰”两声,接着阵阵急促的枪声响起来。“有敌人!”姜鸿起说着飞身出了屋子。王海成机警地看到姜鸿起的公文包还在麦秸铺上,便抓起来追出门,慌忙得连衣服也没有顾上穿。

姜鸿起出屋后就向东跑,从东往西的敌人马上压了过来。他不得不转过身往西跑,可黑压压的敌人正向东边打过来,而且王队长住的地方枪声很激烈,显然正在战斗。这时,从北边拥过来的敌人,已堵住了向北的去路。姜鸿起被包围在村中间。

住在村东边的区长朱平球,也睡得很晚,而且是靠在墙边的一棵小树入睡的,两手各握着一颗手榴弹。被突然的枪炮惊醒时,他抬头看见头顶上方的枪管正喷着火光,才明白已被敌人偷袭了。他是个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知道自己此时若起身,就会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他猛地跃起转身,同时把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趁着爆炸的烟雾跳入敌群,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和他住在一起的郑排长,也是大部队下来的老战士,他断定是敌众我寡,如果正面交战,必然伤亡惨重,只有巧妙隐蔽才有突出去的可能。他持枪冲出屋子,急转身隐在墙角处,当敌群进入有效射程后突然射击,打得敌人向后退缩,可没退多远,接着又扑了上来。另一股敌人转到他的身后开枪,子弹从后背进入前胸钻出,他倒在了地上。扑上来的敌人,又对着他的脖子捅了两刺刀。

住在村西头的区中队长王其昌和另外两个战士,被敌人紧紧围困在屋子里,用机枪不停扫射。王其昌纵身跳到房梁上,躲过射击的子弹,把头上的屋草掀掉,将手榴弹扔进敌群。趁着手榴弹爆炸敌人射击暂停的瞬间,他对准敌人射击。敌人发觉后,乱枪齐射过来。王其昌中弹后用力高喊:“拼啊!”身子从房顶坠落到屋内地上。他的通信员姜兴,上前抱住他,连喊数声也没有回应,双眼喷火,向敌人射出最一粒子弹,击中了一个敌人。当大批敌人冲进屋内时,他举起空枪砸向最前面的敌人的脑袋。那个敌人躲闪得快,枪砸在门框上,断成了两截。几乎同时,一串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的手里还紧紧握住半截枪。

住在村北边的副区长李厚淳和通信员陈焕章等人,听到枪声后就向村中姜鸿起的住处奔去,半路上看到姜鸿起正往西跑,便也跟着向西冲去,却被突然冒出的敌人阻住了去路,只得转身折向南。通信员陈焕章一直跟在副区长的身边,很顺利地突围到村南边。正当他们要钻进麦地时,预先埋伏在两边的敌人一齐射击,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李厚淳和陈焕章各扔出一颗手榴弹,借着烟雾的掩护退回村里。李厚淳躲进一家的小厨房里,陈焕章进到那家的堂屋内。敌人追过来时,李厚淳冲出小厨房,与敌进行拼杀,连中数枪,倒在血泊中。

随后,中共扶沟县地下联络站站长姜鸿瑶(姜鸿起的胞弟)也来到陈焕章所在的堂屋内。他是被俘后敌人押解途中趁乱逃脱的。陈焕章把姜鸿瑶拉进自己的怀里,两人一起躲在门后边。敌人发现堂屋内有人,扔进几颗手榴弹。姜鸿瑶被震得耳朵嗡嗡直响,陈焕章满脸是血,下巴骨被炸掉,舌头血淋淋地耷拉出来,昏瘫在墙根边。冲进屋的敌人,以为陈焕章已死,只把姜鸿瑶带走了。

城关区政府的司务长马庆元没有枪,只有两颗手榴弹。他把手榴弹扔进敌群,空手躲在一个大土堆后边。敌人发现后先向他喊话:“只要举手投降就可以不杀!”他不但没有投降,还猛跳起来去夺敌人的枪,并大喊:“跟敌人拼啊!”一阵乱枪射来,将他打死。

自从被敌人包围后,姜鸿起就意识到敌人来势凶猛,已对他们实施了分割包围,互相之间都联系不上,更无法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是很难突围出去的,就是他现在也只有自己一个人。他的通信员王海成被隔在不远处,不能向他靠近。姜鸿起意识到已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想把敌火力都吸引到这边来,让其他人突围出去。他隐蔽在一个墙角处,紧握手枪,敌人靠近就打。一个大个子敌人向他喊话:“投降不杀!”姜鸿起抬手枪响,那人应声倒地。敌人凭着手枪判定他是个当官的,便想抓活的,所以不开枪,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悄悄缩小包围圈。姜鸿起则见到敌人露头就打,不一会子弹就打光了。见此情景,敌人一齐围了上来。姜鸿起使劲将没有子弹的手枪向最前面的敌人砸过去,那人踉踉跄跄地栽倒地上,其他人则举起刺刀对着姜鸿起。他将身向下一蹲,把左边一个敌兵推倒,把枪抓到自己手里,掉转枪口向敌射击。敌人这时才乱枪齐发,姜鸿起倒在地上,鲜血乘着晨光飞升,化作绚丽的朝霞。

至此,城关区区委书记姜鸿起、副区长李厚淳、区队长王其昌等18人牺牲,姜鸿瑶、吕兰亭、李国有等17人被俘,区长朱平球、王海成、张录等人突出了重围。

枪声停息了,村庄一片静寂,人们都处在悲痛之中。空气里久久弥漫着没有散去的硝烟味。目睹一场血战的阳光异常沉重。村外田野上,成熟的金黄麦穗低垂着头,等待农民和区政府、区中队的人们前去收割。

六十天后,中国共产党指挥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了扶沟县。

原标题:姜鸿起烈士的故事:鸿飞霞起,铁笔钢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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