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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报》与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来源:学习时报 2020/05/15 09:18:00 作者:林绪武 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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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前,陕北每年因传染病、地方病死亡八九万人,病死率高达60%。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边区卫生防疫取得明显效果,《新中华报》则以“防疫简讯”“医界简讯”等栏目进行报道和传播。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前,陕北每年因传染病、地方病死亡八九万人,病死率高达60%。因而,疫病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也大大削弱抗战的力量。《新中华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报,为引导边区各个群体参加卫生防疫,开设“防疫运动”“防疫”专题,辅以相关专栏,加之特稿专稿、漫画口号等方式,发挥了党报的营造氛围、引领动员、舆论监督等作用,恪尽了媒体的责任和担当,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党政机关主导。《新中华报》指出:“防疫及卫生工作是政权工作中的一部分”,卫生防疫“不能不仰靠政权工作者去把这一工作提到很重要地位”,呼吁“全边区应即速成立一个总的卫生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地经常地策划推动全边区的卫生工作”。同时,“各县亦应立即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此后,各地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相继建立,领导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各级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卫生宣传教育,“各级学校应增添卫生常识一科,以提高民众的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巫医求神治病及不讲卫生的习惯”。同样,充实卫生设施不容忽视,虽然边区的经济物质困难,但是“要有一定的卫生用费,用之于一定的卫生设施上去”。并疾呼:“请求政府划定卫生专款,以利卫生设施。”

医疗机关助力。医院、医护、医药的不足,是边区疫病无法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卫生所、医生及看护,供给充分的医药等,是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重要的力量保障。医院方面,需要“所有的医务机关尽力去医治老百姓的病,叫他们信仰新医”。边区民众对医学的认识极其匮乏,生病的时候,“首先就要去求神信鬼。或是找丹方草药来治,对于预防疾病更是谈不到,只有在求神不应,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找新医,这样的结果就延误了防疫工作”。《新中华报》指出:“凡在边区之八路军所属各医院卫生所,及所有诊疗所等,皆应按规接诊民众疾病或住院。”医护方面,边区各医院酌情开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的卫生人员,分布于各个地区”,是边区卫生防疫的重点。医药方面,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提出:“建设医药房,以从事于防疫及治疗。”但是,“抗战时期,医药困难”,成为卫生防疫的障碍,因而,以中药补救边区西药的紧缺势在必行,中药“也许药力比较差一点,但伤病确是可以治好的”,表明卫生防疫要坚持中西医的结合。

边区民众参与。“每个人都讲卫生,大家便都讲卫生了”,各种疫病才易于控制。故而,卫生防疫最重要的是边区民众的认可和参与。一是注重清洁,保持个人卫生。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开辟“防疫”专栏,专门推广民众防疫的注意事项八条。1940年3月12日,《新中华报》又公布个人卫生纪律八条,推进民众个人卫生的进步。二是捕灭蚊虫,消灭传染源。苍蝇、跳蚤、虱子、蚊子、老鼠都能传染病菌,民众要常晒被、勤洗澡等,积极开展灭蝇、灭虱运动。三是勤种疫苗,增强免疫力。“注射疫苗也是防疫的重要方法”,为便于阅读和传播,《新中华报》刊登漫画生动展示民众积极接种牛痘的场景,刊发口号喊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呼声,登载简讯告知“大家前去种牛痘”,刊载“小常识”普及天花的预防办法——种牛痘。

红十字会、外来医疗团队援助。边区卫生工作的进步,“实有赖于令我们敬佩的外来友人以及各卫生团体的帮助:如红十字会,防疫队以及许多国际友人,如印度医疗队等,从物质上、技术上(医药、人才、防疫注射等)多方协助”。外国友人时常阅读《新中华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就经常找人翻译报纸的内容。鉴此,该报鼓励外来医疗团队援助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期待红十字会“创造更大的成绩”,希冀国联防疫团“协助卫生部扩大卫生运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边区卫生防疫取得明显效果,《新中华报》则以“防疫简讯”“医界简讯”等栏目进行报道和传播。

一是各机关积极响应,卫生防疫持续推进。1937—1938年,边区卫生防疫运动以延安市“卫生运动周”及“普及防疫知识”为中心。1939年,各机关单位印发卫生防疫标语、小册子等,八路军卫生部“制了很多标语,张贴在城内外街道和墙壁上,以引起大家的注意”。1940年,卫生防疫运动主要由各级防疫委员会领导。5月26日,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及千余民众参加的延安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共同商议“防疫运动之宣传”。在延安防疫委员会的推动下,延安市公共环境卫生普遍改善,讲究个人卫生较前进步,“已大大减低了疾病的比率,在防疫运动中使群众对‘防疫卫生’的认识已经提高,奠定了今后防疫卫生工作开展的初步基础”。1941年,各级召开防疫动员大会,开展卫生防疫运动。4月1日,扩大的防疫动员大会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号召机关学校对卫生注意,并宣布防疫计划”。

二是医院、医护形成合力,医药产量增加。1939年11月,中央医院成立,“对边区今后卫生工作的开展,有新的计划与决定”,1941年春,中央医院特设传染科,积极应对卫生防疫工作。而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逐步扩大规模,增设门诊,开辟床位。八路军总卫生部、八路军卫生学校、边区政府卫生处等纷纷开设训练班、医药卫生讲座,集中对医护人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同时,医药困难得到解决。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卫生材料厂制造药品60余种,特效药30余种;1940年上半年,光华制药厂生产中药20万包;八路军军医制药厂除生产中药,又制作西药20余种。

三是民众的卫生观念增强,注重卫生行为。至1940年夏,延安市“许多市民能常常洗澡,生病也不求神”,到边区医院诊治的民众逐渐增多。同时,接种疫苗者多了起来,1937年3月,延安市各机关、部队接种牛痘者1000人以上,另有400多民众接种。1940年6月,仅延安市“小孩种牛痘的有七八百人几乎全部都种了,市民到防疫处打针的也有五百多人”,各机关人员接种率达到80%以上,有助于保障边区民众的健康。

原标题:《新中华报》与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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