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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灭的功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
来源:《人民日报》 2020/05/18 09:19:52 作者:陈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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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在患难中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的英雄史诗,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在患难中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响应

当民族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抗日倡议,以各种形式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5月,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与冯玉祥讨论抗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指出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1935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等明确提出“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并主动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

……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冯雪峰等到上海,同救国会领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延安两次写信给章乃器等,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民主党派积极配合共产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阻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等派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转折。经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的响应、支持、努力,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1937年9月终于正式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靠拢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对共产党深表同情,为团结之事尤为迫切。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等联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等一边抨击反共活动,一边不辞劳苦调解国共矛盾。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得知事变异常愤怒,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职教社黄炎培认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

1941年,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第三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新四军军长陈毅说,“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其意义“也说明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性”。

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主党派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时代前沿的勇气。从此,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应

抗战时期,国统区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国统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生力军,是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12月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量达30万份。

1937年底,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上详细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使之为世人知晓。

……

抗战期间,民主党派发表了大量报道文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汉奸行径,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反映共产党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启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毛泽东明确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学术上鼓励,生活上关心,危难时解救。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时,和郭沫若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抗战初期、“皖南事变”后、香港被日寇占领后,共产党设法营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由衷地表示:“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这些举措使知识分子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其中不少人怀着满腔热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与此不无关系。

胜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辉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战到底,如何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回答、作了实践。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心甘情愿地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共同情感取向,并达至共同价值追求,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摘自2015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原标题: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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