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献大业》

热血献大业

——记符思之从海外回琼参加抗战的历程

文/符 真

符思之(1912—2000),海南文昌公坡沧海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带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回琼参加抗战。曾任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特支书记,后任总团长曾任中共文昌县委书记、琼崖区党委候补委员、琼崖北区地委书记兼琼崖纵队独立团政委、琼崖临时人民政府琼崖北区专员公署专员;海南解放后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海口市委书记兼市长、海南区党委常委、海南行署副主任,1966年10月调任广东省机械厅副厅长、广东省重工厅副厅长等职。平反后,恢复正厅级别,给予副省医疗待遇。

 

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思潮的影响,热血方刚的符思之在家乡——海南文昌公坡沧海村参加儿童团并担任团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其父在国外听到有人要抓儿子的传言。因符思之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担心他的安危,连夜回国带他去了越南。

符思之在国外和香港地区漂泊十一年(1928年出国,1939年回国)。先后在国外参加泰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由于泰国共产党没加入共产国际,组织上认定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4年,从加入越南共产党开始算起,而不是加入泰国共产党的1932年)。1937年他在香港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符思之是工人,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没有预备期)。从入党开始,他的一生就是坚定忠实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一生不管一生中遇到什么困难波折,都无怨无悔践行入党誓言,为人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廉洁奉公,正派朴实,不争官不谋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国外生涯

一踏上越南领土,父亲就和符思之分手。父亲没有留下一分钱——此刻父亲囊中也没有钱只是嘱咐他去找叔父。符思之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会讲越语又不懂越文,身无分文,找人谈何容易。符思之在大街上徘徊,饿了整整一天一夜。不过还算凑巧,第二天他就遇上一个早年就认识的老乡。老乡关心地问他“你吃饭了吗?”这温暖的问话让符思之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老乡连忙带他去吃饭,并帮他找到叔父。这段经历对符思之的影响很深,因此当他有收入后,便倾囊相助贫困的老乡。当年华人在国外谋生极不容易,失业对很多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说在国外遇到中国人都感亲切,何况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乡亲。老乡有困难,找上门来,他总会想方设法帮一把。

符思之出国后即自食其力。最初给一位老板当杂工,主要做饭搞卫生,老板管饭及住宿,没有工钱。十八岁那年开始拜师学做点心。符思之此时已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话,为人又勤奋好学,做事非常认真,这使他深得师傅喜爱。师傅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有技艺传授给他,令他很快超越师兄。他十九岁就出师正式当师傅,而且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点心师傅,后来还成为各老板争相抢挖的对象,每跳一次槽符思之就能增加一次工资。

当年师兄比符思之早一年学艺,当了年学徒还不能出师。对这个学艺晚出师早的师弟内心十分不服,讲怪话是难免的。符思之明白师兄的心思,决定给师兄机会。有一次,趁老板外出,就让师兄做中秋月饼,没想到师兄做砸了。看着黑乎乎的月饼,师兄可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符思之马上为他出主意,让他把黑乎乎的表皮剥掉,留下能用的馅,再加上其配料重新合,做成其档次低点的点心,还重新教他做月饼从此师兄服了这个师弟,师弟说什么他都依从。一年后,师兄也出师了。

一天,店里来了一常客,这个客人是一位医生。他朝符思之招招手,暗示有话要说。符思之按照他的约定去到他指定的地点见面。原以为这个医生要给自己介绍新工作,没想到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医生先告诉符思之自己的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国内已被杀害。说他喝茶时无意听到几个混混在议论,这些混混听到传言,说符思之是共产党人,因此商定要杀当共产党的符思之。他们打算乘符思之熟睡之际,用麻袋套住他,将他捆绑沉入海底。医生让符思之小心提防。得知这个信息,符思之立即购买了两把杀猪刀,将其磨得无比锋利,放在枕头下面。如果有人动手,就用刀自卫。符思之的老板也知道了这件事,他立即出面阻止这几个小混混,使这几个小混混的阴谋没有得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震惊世界。符思之生活的地方的侨胞悲愤交加,很多人奔走相告,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号召侨胞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那不愿当亡国奴的呼声就像重锤一声声敲打着符思之的心扉,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的符思之决定回国参加抗战。他向所有亲友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赢得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与敬重。

但是,有一位堂叔知道他要回国,连忙赶来劝阻,因为他不舍得符思之走。他流着泪说,过去不了解情况,不明白这个堂侄为啥攒不下钱按照堂侄的收入,应该有积蓄才对。堂叔误以为符思之是败家子,他并不知道符思之早就投身革命,每月所得除了交党费,还资助生活困难的老乡。他观察了好久,没有发现符思之有任何不良嗜好,于是决定出资让其开店做老板,以便让他有更好的收入。晚年符思之曾对二女儿说过,当年堂叔开出的条件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意志不坚定,他很有可能就不回国了。符思之谢绝了堂叔的好意,并告诉堂叔做人要讲信誉,大家都知道他要回国抗战,许多人受感动,更多的人鼓励支持他,岂能因为钱而放弃。此时任何诱惑都无法阻挡符思之回国抗日的决心。

 

在港参加琼侨服务团

为参加抗战,符思之从越南回到香港,打算经香港去延安。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交通阻塞十分不便,经过再三思量,他便选择暂时留在香港。

1938年春夏之间,符思之与多位从国外归来的青年侨胞住在香港九龙上海街612号三楼的进步社团——海生俱乐部。为实现抗日抱负,他与朱明等人找到琼南园茶店老板范世儒先生,请他出面找香港琼崖同乡会与琼崖商会的有关人士商议,表达大家要响应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关于发动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的号召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愿望

范先生是琼崖同乡会理事,是一位爱国爱乡并支持共产党的进步商人。他早就知道在他店里打工的符思之是共产党员,对时任香港九龙街党支部书记、九龙区委组织部长、抗日救国会九龙分会委员的符思之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方便。他嘱咐手下,符思之有事外出,不得阻拦。于是,范先生找到琼崖商会会长周文治、琼崖同乡会会长云伊傅,并与旅居香港的琼崖知名爱国人士冯裕芳(民盟香港市委主任)、符镇(爱国商人)、周载伯(商会秘书)等人商议,得到大家的支持,决定召开两会”理事会联席会议。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做出了成立“琼崖抗日救护队”(简称“救护队”)的决定并明确规定救护队隶属香港琼崖同乡会和琼崖商会,“两会”给予救护队经济上的支持。最早报名参加救护队的人员有符思之、朱明、林明汉、范少伯等多人,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骨干。

为了让队员们回琼后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救护队用“两会”给的经费为队员们购买了制服,还买了供教学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对队员们进行以下培训:

1.救护队开办救护训练班,晚上7时至9时上课,地点在海生俱乐部。聘请张翼医生和麦护士长教战地救护常识。除了上课,大家还经常到野外实习,掌握最基本的救护知识,能够独立操作。

2.救护队既学救护常识,还得进行政治培训,为的是今后能更好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救护队决定每星期抽两晚在琼南茶店后面的楼上进行政治学习。聘请韩托夫和文竟平当老师,讲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

同年夏秋间,先后从祖国内地以及新加坡、暹罗(今泰国)、越南等地来港的曾英儒、陈生、韩骏、曾照旭、何敦轩等人加入了救护队,使人数增至三十二人。为此救护队改名为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服务团”),因为在香港成立,又称为香港团。香港团成立后,由同乡会和商会任命范世儒先生为团长,符思之为副团长。

10月,陈嘉庚先生主持的南洋华侨赈济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在南侨总会的推动下,海外各地琼侨选派代表八十余人,在香港石龙咀金龙酒家二楼召开海外琼侨代表会议,共商救国救乡大计。会议决定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简称琼侨总会),统一领导南洋琼侨抗日救国救乡工作,琼侨总会会址设在香港。琼侨总会下设救济部、宣传部、组织部和财政部。琼侨总会成立后,香港团划归琼侨总会救济部领导(香港团是所有服务团中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团,在琼侨总会成立之前救护队就改名为服务团了)。划归琼侨总会后,香港团领导不变,仍由范世儒和符思之担任正、副团长。代表大会结束后,由琼侨总会救济部主任王兆松代表琼侨总会负责与服务团联系。

琼侨总会的号召下,还成立了星洲(今新加坡)团,由陈琴、梁文墀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成立了越南团,由符克担任团长;还有暹罗团,此团分为个队,只有个队回琼崖,另两个队分别去了东江和厦门。暹罗回琼崖后并入越南团。

 

 

香港团回琼经过

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抗日部队——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独立队)。琼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开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建立。在这种大好形势推动下,香港团做出派遣符思之带领经过培训的第一批三十二人先行回琼的决定,时间定于1939年2月11日启程。不料11日凌晨3时,传来日本陆军台湾混成旅团在海、空军配合下,已于2月10日从琼山天尾港登陆并占领海口市的消息。此时,日军军舰严密封锁琼州海峡,在情况不明下贸然出海危险倍增,有可能给队员们带来不必要的伤亡。香港团决定延迟回琼计划。

3月初,朱明奉命前往广州湾西营、硇洲岛探路,联系解决香港团返琼的问题,特别是怎样渡海的问题。朱明找到曾鲁先生。曾鲁是党外进步人士、地下党的助手,他熟悉从文昌东北一带海面逃难过来的难民和船只来往的情况。当时,琼侨总会为了帮助琼崖逃难的同胞解决食宿问题,在硇洲岛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曾鲁就是负责人。朱明和曾鲁接上头,香港团回琼的船只就由曾鲁负责安排。朱明返港后向香港团及各方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

经过认真的商议,大家都认为已具备回琼的条件,于是香港团决定此时离开香港回琼。在正式启程前,周文治代表琼侨总会在香港干诺道中海陆通酒店为服务团准备回琼的人员举行送别会,为离开香港的团员们壮行。然后,作为“渡海先锋”的香港团第一批三十二名团员分成几小批先后于3月底到达渡海最前站的硇洲岛。

当时西营、硇洲岛聚集了不少从海南文昌各地逃难到此的难民。为了掩人耳目,团员们也把自己打扮成难民的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通过聊天,他们从难民里获取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了解到敌人的巡逻艇并非定时出巡,海上敌情捉摸不定,航行中最危险的是一个被人们称为“急水门”的地方,儿是鬼门关,日军的巡逻艇经常在那里出现,许多逃难的人在那里遇难。但是,这些都吓不倒决心回琼参加抗战的服务团团员们。 经过仔细研究分析,服务团决定立即渡海,而且毅然把渡海航线选在必须经过的“急水门”。4月15日下午4时多,团员们分别带着侨胞捐赠的部分药物,从硇洲公庙后面的海岸陆续上了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木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帆启航赴琼。

当时团员手中的武器是每人一包胡椒粉或石灰粉,身体强壮的还有一把尖刀,准备一旦遇上敌艇,就向跳船的日军士兵脸上撒石灰或胡椒粉,然后抱起日军士兵跳下大海,和敌人同归于尽。力大点的,就用刀和敌人拼。大家说,我们中国人多,一比一我们也能消灭他们,我们最终一定能战胜日,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晚东风大,船身摇晃,不少人晕船。大家相互鼓励,安慰呕吐、身体不适的同伴坚持到底。黑夜里不知不觉船快靠近“急水门”,这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远远望见日军的巡逻艇上的探照灯照亮海面,漆黑的海上灯光闪闪。员们急忙落下船帆就地静候。所幸木船和敌艇有一段距离,敌艇没有发现海面有什么异常,很快就开走了。敌艇一走,团员们立刻再扬帆,大家鼓足干劲飞快划过“急水门”。

不料过了“急水门”,又碰上旋风。船帆在风中扭动,船身打转,没来得及落下船帆,船桅便折断了,幸运的是木船没被旋翻。接着老天又下起了骤雨,雨水直往船倾泻,团员们任凭脸上的雨水流淌,冒着倾盆大雨奋力向前划行真是充满艰难的航程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于第二天早晨在文昌冯家坡(今文昌市冯坡镇)海岸安全登陆。香港团第一批团员是所有回琼服务团中最早归来的团体。符思之带回的香港团第一批人员,所有人革命意志都很坚定,除了牺牲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当叛徒,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全都坚持革命直至海南解放。

 

“神医”来了

香港团一回到海南,立即转移到抱罗乡,当晚住在新宅村。符思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和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琼崖特委”)接上头。恰巧,在这符思之遇见老相识——文昌东北区区委书记符气彰,通过他找到文昌县(今文昌市)委和中共琼崖特委。并根据中共琼崖特委指示,抓紧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有了党的领导,服务团的工作立即蓬勃开展起来。

日军占领海口后,又占领了沿海十三个县城及一些重要市镇和港口,到处成立伪政权。为了巩固占领的据点,天天四处扫荡、洗劫村庄。在日军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下,许多群众家园被毁,人身受到伤害,许多受害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饱受折磨。

符思之带服务团的团员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文昌公坡落脚,团员们用自己在香港受训时学过的战地救护知识义务为民众治病,不收任何费用。尽管医术不是十分高明,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仍然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文昌县龙马乡上村有位年轻的媳妇邢采花,身上被敌兵刺了十八刀,伤势严重,被服务团救活了。抱罗乡翁家村有位名叫林树义的村民,在日军“扫荡”村庄时两腿中弹,日军还没撤离,服务团的团员就冒着危险将他抢救出来,并将他治好。凡牛乡大满村一位老伯伯,全身患了二十多年的顽癣,也被服务团的团员治好。琼山县甲子圩(今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有一次遭敌机轰炸,数十人受伤,由于服务团及时赶到抢救,无一人死亡……无数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使当地群众一个劲地夸奖服务团团员为“神医”,当时团员们每到一地,群众就奔走相告“神医”来了!民众把服务团团员当亲人,无偿给服务团提供粮食,掩护服务团团员们住宿,使服务团能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生存。

除此之外,服务团还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简称“独立总队”)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医疗救护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放下你的鞭子

在进行医疗工作的同时,服务团团员们在经常活动的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些宣传,就像火把扔进干柴,点燃了民众炽热的抗日热情。团员们协助群众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同志会等群众团体,组织青年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在短短的时间里,服务团经常活动的村庄处处飞扬抗日的歌声。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的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文东北一带的群众议论纷纷:人家都从南洋赶回来抗日救国,我们还逃去南洋干什么?特别是逃去广州湾的一批青年,在硇洲岛加入了香港团,跟随香港团第二、第三批队员一起重返家乡参加抗战。服务团在琼崖沦陷后毅然回乡参加抗战,对坚定家乡人民的抗战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

1939年9月,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独立总队第三大队浴血奋战,攻克西路重镇那大。这是日军占领海南以来我军首次收复的城市。捷报传来,群众欢欣鼓舞。为了庆祝胜利和动员群众参军支前,服务团决定趁日,在文昌县昌洒乡(今文昌市昌洒镇)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何秀英、曾英儒、朱明分别扮演剧中的女儿、老头和青年工人。开场的锣鼓声和歌声一下子吸引了赶集的人们,大家把团员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何秀英以悲愤的歌声控诉着日军的滔天罪行,动人心弦地唱出亡国的痛苦。现场鸦雀无声,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观众。当剧情演到“女儿”饿得唱不下去,“老头”拿起鞭子含着泪水追打她时,观众大声呵斥:“住手!不要打她!”朱明立即跑进去,抢鞭子制止“老头”,并厉声呵斥:“放下你的鞭子!”当“老头”讲述“父女两人逃难”的“真情”后,观众纷纷发出同情的声音。符思之抓紧此时机会,立即跳上桌子发表演讲,从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开始讲,到那大的胜利,以及保家救国、参军支前的重要性。台下听讲的群众不停地点头称是。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个身穿黑绸、手拿手杖的人挤进来,冲着符思之打岔说:“哎呀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宣传抗日,向政府注册没有啊?”

“我们是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宣传抗日无须注册!”符思之回答。

“那不行。”那人还想继续往下说。

“谁说不行!”群众当中不知谁反驳道,“只有汉奸才反对宣传抗日!”接着现场群情激昂,有人大声喊“打汉奸!”那家伙见势不妙,赶紧夹起手杖溜走。

之后,服务团的团员们张贴标语、在街上做口头宣传时,都受到刁难。他们非常清楚,这是琼崖国民党当局有意为难服务团。

 

注册备案

服务团曾先后两次向琼崖国民党当局注册备案。 第一次是刚从香港回琼,符思之面见中共琼崖特委组织部长王白伦时,向他汇报琼侨总会要求服务团回琼后必须向琼崖国民党当局注册备案。白伦同志表示同意。白伦同志认为,以琼崖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暂时呈现“好景”时期,服务团回到琼崖。服务团是华侨抗日救国团体,是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琼崖国民党当局争取独立活动合法权利。

根据这一指示,从中共琼崖特委回来的符思之与林明汉、王禄椿等人前往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备案,并代表琼侨总会向王毅司令赠送锦旗、慰问信和药品。这时,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吴道南尚未到职,王毅负责所有事务,有权决定一切。符思之等人向王毅汇报了海外琼侨于1938年冬在香港集会并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的情况。当汇报到海外侨胞捐助家乡抗战的药品和各种物资已经送到并将继续送到琼崖当局和抗日有功的冯白驹部时,王毅连声说好。

接着符思之等人继续汇报这次回来的任务:一是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二是给抗日军民送医送药;三是沟通琼崖和海外琼侨之间的联系;四是搜集情况,向海外传播岛内抗战情况并揭露日军暴行。同时,向王毅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因服务团的团员们在敌后工作,经常出入敌占区,要求司令部发给若干武器,以便自卫;二是要求司令部通令所属各级军政机关给予服务团工作之便。王毅对华侨的支援很感兴趣,答应了服务团的部分请求,同意在工作上给予方便,但不同意发武器。

办好注册手续后,符思之于5月下旬返港向琼侨总会汇报,同时领取活动经费和准备带回琼崖的所需物资。这时,服务团第二批队员培训也即将结束,正积极准备返琼。琼侨总会救济部主任王兆松先生见到符思之时,一再向他强调,要他带全团团员再次向琼崖国民党当局备案。符思之说“我们首批队员已向王毅司令备案了。”王先生说:“这是吴专员(即吴道南)特别交代的,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去。”

7月初,服务团第二批团员也成功渡海回到琼崖,两批团员共有六十多人。王毅主持琼崖政局时,服务团已备过案,吴道南一到职,原备案就被推翻重来。可见王、吴之间看法并不一致。吴道南想控制服务团的意愿非常明显和强烈,他不想服务团独立行事,想将服务团置于他的管辖下,归他控制归他领导,服务团带回的药品和物资他也想一家独享。尽管看透吴道南的心思,服务团还是决定按照琼侨总会要求,向刚上任的琼崖国民党行政专员吴道南再办一次注册也就是第二次向琼崖国民党当局注册。

1939年秋,阴雨连绵。服务团从驻地文昌县重兴乡的河清村出发,经过四昼夜行军,终于赶到琼崖国民党当局驻地定安翰林山区。服务团向吴专员赠送药品和慰问信,呈交服务团的公文,并附全团人员的花名册要求吴专员发通知给各县政府(主要是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给服务团以指导和工作上的方便。吴道南和香港团团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符思之、朱明、冯敬文、韩骏、陈生等寒暄后,便让大家休息,听候命令。

些天,服务团接到命令:全团集中村后操场,等候守备司令王毅和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吴道南训话。王和吴的训话内容大体上是:“华侨慷慨解囊献捐救国,政府深感满意。”“你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冒险偷渡回琼帮助政府抗战,很光荣。”“你们就在我们这里比较安全,不必到敌人后方去冒险,政府有责任保护你们。”训话集会到此结束。

散会后,服务团利用休息的机会,对驻地周围的警卫部队进行慰问。宣传队(包括歌咏队和口琴队)、医疗队一齐出动。队员们一到部队驻地,总要先做一些礼节性的慰问和拜访,接着便演唱抗日歌曲,如《流亡三部曲》《八百壮士》《游击队之歌》等等。然后宣传抗日形势,讲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为伤病员治病(如治感冒、打摆子”、烂脚等症)。服务团的团员们工作认真负责,对伤病员态度和蔼真诚,部队中的下层军官和士兵对此赞不绝口地说:“华侨真好!”“服务团真好!”当团员们离开部队时,官兵们还一起来送行,依依不舍。

眨眼间,一个星期过去了。以吴道南、何定之(守备司令部第四科科长,后当国民党文昌县县长)为首的国民党当权者开始耍阴谋了。他们天天来找团员们进行个别谈话,全团几乎都找遍了,有的人还被找了好几次。团委中,除了符思之,都找遍了。陈生问吴道南:“吴专员普遍找团的同志谈话,可符团长还没谈呀!”吴道南装着不介意的样子回答:“我们在香港都很熟悉,早已谈过了。”其实,吴道南知道符思之是共产党员,知道他无论怎么谈,都没办法拉拢符思之。他想分化香港团,只能寄希望其他人。

何定之的谈话最典型。他多次积极地找何秀英、何佩玲、何义之、何和儒谈话,请他们吃好的,想利用宗亲关系拉近感情,让他们离开香港团。何定之对他们说:“住在山沟里安全,不要到敌后去冒险。”

“我是你们的长辈,经过不少世事,若不为侄孙着想,不保障你们的安全,就对不起你们的父兄。”并承诺为他们找工作、找对象。当花言巧语不能打动大家时,就威胁说:“如果你们还是固执,不听叔公的话,将来出了问题,后果自负。”何秀英等人是有一定觉悟的,他们顶住诱惑,任凭何定之磨破嘴皮,也无法劝说他们离开服务团。

山沟里连日阴雨连绵,加上水土不服,服务团发病的人员越来越多,有感冒的、烂脚的,还有打摆子的。为了避免病魔的折磨完成琼侨总会交给的任务,服务团向吴专员呈请返回琼文地区,没想到吴道南不批准,已注册却不让离开。服务团党支部经过分析,认为王毅和吴道南在对待服务团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他俩的看法不一样。要打破吴道南想控制服务团的设想,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天下午,符思之亲自上门拜访王毅,向他反映情况,说明连日来团员们发病增多,为继续执行琼侨总会的任务,必须返回琼文地区,请他给办通行手续。王毅当时表示关心,满口答应。符思之立即抓住机会,把守备司令部的秘书带到王毅面前说:“司令同意我们返回琼文执行总会的任务,请写个通行证。”王毅点头说:“是的,是的。”于是,秘书把通行证给了符思之。

虽说获得了守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在全部人员没安全撤离之前,还有可能发生变故。所以,团领导对准备撤离之事特别注重保密和抓紧时间署。没顾上吃晚饭,符思之马上召开支委会,先在党内动员,晚上在党外动员。大家听到动员后,都很高兴,感冒的和打摆子的人都说自己病好了,连烂脚的也说包扎好了,可以随队行动。开始团领导对病号有所担心,怕他们行动困难,会拖住整支队伍的行军速度,没想到在撤离的两昼夜行军中,没有一个人掉队。全部人员安全抵达文昌。这些团员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要返回琼文地区参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成立服务团总团

1939年7至8月,星洲团、越南团也分别回到海南。从中共琼崖特委那里,这个团的领导知道了彼此的真实身份。香港团批人都到琼后,总人数有一百一十四人,其中有二十名中共党员。星洲团六十七人,其中团长陈琴、何天义是中共正式党员,副团长梁文墀是中共候补党员。越南团三十五人,只有团长符克是团内唯一的中共党员。当年,服务团内的党组织曾是共产党的机密。个团的领导,符克的文化水平最高,是大学生,而且去过延安。香港团、星洲团内都有党组织,只有越南团没建立党支部。个团也只有越南团没有向琼崖国民党当局注册。这个团有着共同的特点:形式上都由琼侨总会派遣经济上给予接济并供给物质,琼侨总会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而个团在琼的所有团领导(香港团的范世儒没有回海南,留在香港)都是中共党员,这决定了服务团政治上受中共琼崖特委领导,这也是服务团不归顺琼崖国民党当局的重要原因。为此,琼崖国民党当局怀疑服务团的政治倾向,并致电琼侨总会,要求“撤销(服务团)名义,停止接济”。作为回应,服务团1940年2月1日发表了荡气回肠的《琼侨回乡团电致总会暨全琼侨书》,向世人表明服务团所做的一切都遵循“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琼侨总会的绝大多数侨领是无党派人士,而且认为对待抗日部队应一视同仁,琼侨总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服务团工作。

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个团的领导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领取、携带华侨募捐的各种救济物资,个团必须实行联合,共同成立总团。为这事,符克、符思之、陈琴一起到中共琼崖特委请示。中共琼崖特委负责人林李明、欧照汉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认为他们的设想既能加强领导,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十分支持。而且建议他们收集资料,包括全琼的抗日救亡和抗日军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以及服务团返乡几个月的工作情况等,派得力人员前往香港向琼侨总会汇报,请示成立总团。接着讨论向琼侨总会建议总团负责人选。符思之先发言提出由符克担任团长,陈琴、梁文墀当副团长。符克不同意,认为自己刚从外地回来(个团,越南团最后回琼),情况不熟,而且尚未开始工作,提出由符思之当团长。符克说符思之是服务团首批偷渡成功的负责人,工作时间最长,情况最熟,而且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骨干,担任总团领导比较合适。但符思之认为自己的政治面目已经暴露,吴道南知道符思之是共产党员,如果担任总团领导对工作不利。陈琴发表意见,赞成符克任团长,但要符思之当副团长,符克还是不同意。个人争论来争论去都无法统一意见。最后,中共琼崖特委负责人发言,他说个团合并后(包括各自回乡加入服务团等人员,共二百四十多人),党员人数较少,因此既要考虑总团的负责人,也要兼顾党的工作。出任总团长还是符克较好,思之同志回乡时间较长,也正因此暴露了政治面目,若让思之当团长,对工作不利。为使服务团这个海外归来的群众团体,能够代表华侨讲话,有利于推动工作,思之同志不要公开任职,而专任总团的特支书记,副团长由陈琴、梁文墀担任。他的这一席话把大家都说服了。大家认为,中共琼崖特委对服务团的合并和组织安排是正确的,一致拥护。

人从中共琼崖特委回来后,立即分头收集资料,分类整理并写出书面意见。符克于1940年夏代表服务团回港向琼侨总会汇报。琼侨总会负责人听取了符克的口头汇报,又看了大量的书面材料,对服务团的工作感到满意,同意个服务团联合成立总团以及总团负责人选。琼侨总会还考虑到日本侵略者封锁琼州海峡,交通不便困难挺多,决定在琼设琼侨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并决定由符克担任办事处主任。

符克从香港一回琼,马上就和符思之取得联系,并且两人一起前往中共琼崖特委。符克向中共琼崖特委汇报了琼侨总会对抗日军民灾民和难民的关怀,并且打算根据琼侨总会的决定,准备到琼崖国民党当局下简称当局)去汇报琼侨总会对当局的恳切愿望提出符克草拟的救济灾民、难民方案,商谈琼崖长期抗战的大计。中共琼崖特委的负责同志听了汇报,马上说了自己的担心。1939年秋,琼崖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恶化自从吴道南返琼就任广东省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后,1939年底吴道南就下令解散琼崖党政处1940年琼崖国共两党和军队的擦不断升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分裂之危。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还多次向服务团的成员下手,在乐会县阳江村(今属琼海市阳江镇),一下就杀害了名服务团团员,在文昌县迈号乡(今文昌市迈号镇)和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从事抗日宣传的团员范清和符兰平也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杀害。还有服务团文西医疗队长陈永炎,在为被日军枪伤的群众郭泽江治疗伤口返回驻地途中也被国民党游击队邓美山部迫害致死。琼山、文昌、乐会、琼东(今属琼海市)、万宁一带,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逮捕、杀害服务团员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事例使领导担心符克去向当局汇报时有危险。符克则认为自己是琼侨总会派遣的使者,受琼侨总会委托前往汇报服务团合并和救济灾民、难民的方案,如果当局不保障自己的安全,将会受到百万琼侨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毅然坚持前往。中共琼崖特委负责同志非常赞赏符克的态度,说:“你决心前往向当局汇报广大琼侨的恳切希望,共商琼崖抗日大计,派韦义光同志(琼山县参议员,共产党员)陪同,向当局建议,为维护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更大努力。”符克愉快地接受了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

1940年6月19日,符克在琼山县树德乡文林湖村(今属海口市琼山区树德村)召开个服务团全体成员大会,传达琼侨总会的决定,正式宣布总团成立。总团统称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简称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或“总团)。原来的个团改为总团下辖的香港队、星洲队、安南(越南)队。团长符克,副团长陈琴、梁文墀。

不久,符克带着琼侨总会公函、慰问信和救济灾民、难民方案和韦义光一道前往当局驻地——定安翰林。此去一个多月杳无音讯。8月间,符思之接到中共琼崖特委急信,要他兼程急行天内赶到中共琼崖特委驻地。符思之抵达中共琼崖特委后,中共琼崖特委负责人立即派人叫来陈琴,接着林李明、王伯伦、黄魂、欧照汉等人都来了,说要开会,符思之感到领导神态与往常不同。一开会,林李明第一句话就是:“符克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符思之的泪水夺眶而出,陈琴也抑制不住哭出声来,大家都感到万分悲痛。在场的领导指出符克、韦义光被王毅吴道南秘密杀害,埋尸山间,制造骇人听闻的“符韦惨案”的实质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出现了打内战的苗头。中共琼崖特委强调必须执行“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示服务团的同志必须擦干眼泪,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准备打内战的阴谋要求服务团立即派人赴港向琼侨总会汇报,争取琼侨总会发动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援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在服务团活动的地区,如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等县都召开追悼会,邀请当地的群众团体、部队参加,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罪恶阴谋,以激起义愤,群起制止内战,维护团结,把抗战坚持到底。

服务团在琼山县树德乡文林湖村召开追悼符克的大会上,邀请了附近的独立队驻军和开明人士一起悼念符克。追悼会由符思之致悼词,独立总队代表符树义、副总团长梁文墀和歌剧队队长韩骏等人先后讲话。追悼会结束后,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为了应对恶劣环境,服务团节衣俭食,购买了多支长、短枪,组织了自卫队,在保卫服务团安全和配合独立总队作战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符克被害之后,经过请示,中共琼崖特委同意副总团长陈琴和交通员陈大贵一起出海,前往香港向琼侨总会汇报。陈琴8月走,10月底传来噩耗陈琴、陈大贵在海上遇难。服务团决定再派张奋继续出海。张奋走前,特地去见冯白驹,冯指示:到港后,要向廖承志汇报美根据地建设及其他有关问题。

张奋1940年12月启程(梁文墀与之一起前往),1941年初抵达香港,和廖承志接上头。廖承志指示中共琼崖特委要支持和帮助服务团解决困难,保持琼侨服务团这面旗帜。同时指示梁文墀、张奋向琼侨总会写报告时,如实反映琼崖的情况,对独立总队坚持团结抗战和积极寻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绩要写上;国民党反共搞分裂打内战的情况也要写上。书面报告材料除了上报琼侨总会,还通过新知书店印出来,使香港各界人士了解到琼崖抗日战争中的真实情况。琼侨总会的侨领得知这些情况后,对服务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给梁文墀、张奋举办高规格的接待欢迎仪式。

1941年8至9月间,张奋安全返琼,带回廖承志和琼侨总会的指示。琼侨总会负责人对朱明(回琼侨总会领取物资经费返琼时遇难)、符克、陈琴的牺牲深感悲痛。指示张奋回去之后,抓紧调整和充实服务团的组织机构,补选总团长,继续执行抗日救国任务。根据琼侨总会指示,服务团召开了全团大会,经过全体团员的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团领导:符思之任总团长,梁文墀任副总团长。

 

配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服务团回琼后,除了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报道抗战胜利的消息,同时积极给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救护治疗,还发动群众参军支前,充分发挥琼侨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深受群众欢迎。除此之外,还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战坚持到底而不懈努力。

1940年11月初,中共文昌县委根据中共琼崖特委在文昌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指示,召集各区、乡、群众团体以及服务团代表一起共商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这一大事。此后有个区、三十四个乡选出了代表。16日,代表大会在宝芳乡排沟村隆重举行,有六七千群众参加。大会由符思之主持,独立总队副总队长庄田讲了话,各区、乡的群众代表也发了言。全场气氛热烈,群情激昂,不时对发言者的精彩演说报以热烈掌声。经过代表们的选举,詹镛同志出任县长,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初期,骨干奇缺。服务团给予大力支持,派出陈代轮、陈生、符行之、林坚潮、云大东、方才、蔡铄、林严山、韩广元、韩汉明、符岳、林洪通、张坚等多位人员分别担任行政、群众、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

1941年冬,琼山、琼东等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成立。中共琼崖特委指示服务团特别支部提出倡议,组织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服务团邀请文昌、琼山、琼东各县派出代表,经过共同协商后成立筹委会。代表们选举符思之当筹委会主任委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报请中共琼崖特委同意,于1941年11月10日,在琼山、文昌交界的树德乡下昌村召开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由符思之主持,并在大会上做了《关于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和中共琼崖特委代表林李明以及民主人士潘云秋先后讲了话。大会一致通过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选举冯白驹为主席,史丹、刘秋菊、潘云秋、符洛、林伯熙等十二人为委员。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其他抗日阶层人士的代表参加了民主政府。琼侨服务团为推动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带领服务团奔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区

1941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6月22日,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占领了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国。12月25日香港沦陷。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海外联系中断,侨援断绝,给服务团的工作带来新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自“符韦惨案”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已把团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服务的门堵死。新上任的团长符思之决定带领团一起投奔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区去,继续进行团结抗日工作。经过请示中共琼崖特委,并按中共琼崖特委指示,保留团名称,凡是中共党员由中共琼崖特委统一分配工作,非党群众则根据个人的志愿和工作需要,重新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

1942年春节前夕,服务团的全体成员集中在文昌县大昌乡统平村(今属文昌市潭牛镇),共度春节之后,高高兴兴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有的人员分配到独立总队,有的去了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也有的去了各个县。此后,服务团的人员在琼崖党军各个岗位上继续战斗,同琼崖人民一起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乃至海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中,许多服务团团员先后光荣牺牲他们不愧为爱国华侨早逝之精英。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永载史册!

 

在琼纵的最后岁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简称“琼崖纵队”或“琼纵”)在冯白驹的领导下,能做到坚持革命23年红旗不倒,除了有自己负责作战的战斗部队,抗战时期还建立了各县以及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全琼人民的迫切要求,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于1945年9月召开各县县长会议,出建立琼崖民主政府的决议,将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改为琼崖民主政府1948年称琼崖临时民主政府。9月25日,中共琼崖特委发出第一号通知,宣告正式成立琼崖民主政府。1948年2月,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成立东、西、南、北个专员公署同年10月,成立边海区专员公署。1949年3月,成立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 1949年7月12日,琼崖民主政府发出第一号通令,把琼崖民主政府改称为“琼崖临时人民政府”。

1947年5月,琼崖区党委决定撤销各地临委,成立东、西、南、北个地委,次年10月成立边海区地委。这个地委均隶属于琼崖区党委。地委下面还有县、区、乡等各级人员。从广义上讲,这些人员全部属于琼纵,这些部门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冯白驹。从上面的表述,也可看出琼纵的建制多么齐全。除了作战人员,还有辽阔的后方保障,植根于民众。这些后方机构(也是琼纵的后勤机构)是琼纵的兵源保障、后勤保障、情报保障。根据需要,这些后方机构人员可以和作战部队人员互为调动,非常灵活,大大加强和提高了作战部队的战斗力。琼纵能在远离中央,奇缺外援的情况下孤岛作战,坚持23年红旗不倒,说明执行的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

北区地委成立于1947年6月。第一任北区地委书记由黄康兼任,最后一任北区地委书记由符思之担任。琼纵的独立团在北区管辖范围内活动,为了给独立团提供更好的后勤服务,身为北区地委书记的符思之兼任独立团政委。带兵打仗由团长负责,后勤保障由符思之负责。平时符思之不随部队行动,只有海南临解放的最后一个月,符思之才随独立团行动。符思之曾回忆那段经历说“最后一个月是最辛苦的,为接应解放军上岛,每天不知要行军多少里路。”“跟着解放军打仗胆气豪,看着解放军向敌人进攻,才知道仗要如何打,兵要如何用,进攻前进路线要如何走。”他说有次打仗,琼纵久攻不下,派人请解放军增援。解放军的团长说,琼纵的同志再坚持10分钟,解放军这边也在战斗。10分钟后,琼纵再次请解放军增援。团长派一个排过来,不用10分钟解决战斗。因为国民党兵一看到穿军装的人出现在琼纵队伍里,就都无心恋战,“解放军从北打到南,把他们打怕了。很快他们就宣布投降”。

1950年5月,海南掀开历史的新一页,海南解放了。符思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海口市第一任市长。

 

 

 

 

 

 

配图

陈嘉庚(图片来源:厦门市人民政府网)               符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陈嘉庚(图片来源:厦门市人民政府网)   符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符思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梁文墀(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符思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梁文墀(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张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张奋(图片来源:海南史志网)

创建时间:2021-04-01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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